2006年11月13日，洛陽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立案查處了洛陽盧會生物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盧會公司”)非法傳銷案，先后抓獲了盧會公司法人盧秀珍等主要犯罪嫌疑人。經初查，此案涉及河南、四川、山西、陜西、山東、廣東、江西、甘肅、河北等15個省的60多個市、縣一萬余人，涉案金額6000余萬元。目前，涉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在進一步調查中。
    披“公司”外衣，戴“產品”道具，拉“營銷”關系，建“基地”網絡，乍一看，這是一個龐大而神秘的商品銷售交易網群，而一旦其“消費返利、投資分紅”等原先“發展會員”時的許諾化為泡影，誤入網群中的人們才驚呼上當，追悔莫及。
    這幾乎是近年來多數非法傳銷案件從小到大、從起到落的共同軌跡。河南省洛陽市公安機關2006年先后查處35起非法傳銷案件，共打掉非法傳銷團伙27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30余名。據警方反映，傳銷案件出現一些新的特點，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警方主動出擊連破大案

    前些年，由于有關執法部門加大對傳銷違法犯罪活動打擊力度，傳銷活動在多數地方幾近消失。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非法經營者不斷變換手法，傳銷手段和經營模式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近年來傳銷違法犯罪活動死灰復燃，在一些地方不斷呈上升趨勢并愈演愈烈。2006年在河南省工商系統召開的一次“嚴厲打擊傳銷活動規范直銷”會議上，洛陽市曾被列為傳銷活動的重災區。
    洛陽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張民子告訴記者，針對傳銷活動日趨猖獗的形勢，洛陽市公安局主動出擊，從2006年3月份開始在全市組織開展了打擊傳銷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先后查處各類非法傳銷案件35起，其中查破涉案金額1000萬元以上大案四起。
    2006年2月10日，群眾舉報稱在洛陽的河南省華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醫公司”)每天聚集上百人，有非法傳銷的嫌疑。洛陽市公安經偵部門于2006年2月21日與市工商局一起對這家公司進行了突擊檢查。調查發現，這家公司自2006年1月25日至2月21日打著銷售“上酒”(保健酒)的幌子，采取所謂的“消費返利、投資分紅”的方式發展會員，從事非法傳銷活動，在短短的24天內，發展會員1371人，瘋狂斂財800余萬元。此案被定為“洛陽打擊傳銷第一案”。公安機關將此案查獲后挽回經濟損失500余萬元。目前，這家公司法人、總經理邱國亭已被判刑。
    2006年4月至6月間，洛陽林源杜仲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杜仲公司”)董事長袁新興及其妻郭朵，伙同陸建國、張成全、楊進功、王國啟，以開展“消費返利”活動的名義，在河南洛陽、鄭州、三門峽、安陽、駐馬店以及山西、江蘇、遼寧、上海等省市設立非法傳銷窩點57個，在短短的50天時間內，狂斂資金3600余萬元，涉及4500余人次。目前，陸建國等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批準逮捕，追回經濟損失900余萬元。
    2006年10月18日，洛陽市公安局高新技術開發區分局立案查處了洛陽華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安公司”)非法傳銷案件。華安公司法人張安崗等人以“消費配股、贏利分紅”的模式進行傳銷活動，涉及河南、河北、山西、吉林、遼寧五省5400余人，涉及金額4200余萬元。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張安崗、張林、房凌已被檢察機關依法批準逮捕。

剝繭抽絲揭開傳銷內幕

    據洛陽警方辦案人員介紹，隨著打擊非法傳銷工作的不斷深入，非法傳銷組織更加嚴密、隱蔽。以“杜仲公司”非法經營案為例，當時洛陽市所屬的汝陽縣有部分鄉鎮種有杜仲，但缺少銷路，當地人袁新興2002年自辦民營企業“杜仲公司”，任董事長、法人代表，從事經銷杜仲茶葉等業務。2006年3月，袁新興任命洛陽市自動離職人員張成全和江蘇海門縣人陸建國、河南伊川縣人楊進功、河南平輿縣人王國啟等三人為公司副總經理，于4月開始以開展“消費返利”活動的名義，陸續在河南洛陽、鄭州、三門峽、安陽、駐馬店以及山西、江蘇、遼寧、上海等省市發展加盟專賣店57家，發展“消費會員”2800余人，在兩個多月時間內非法募集資金3600余萬元。
    據專案人員分析，洛陽市非法傳銷違法犯罪活動多具有“消費返利”的新特點，如上述華醫公司、杜仲公司、盧會公司非法傳銷案，多以購買實物消費返利為主要經營方式，傳銷組織者先注冊一個合法的公司，有固定的生產者、經營場所和產品，發展消費者時往往宣稱是合法直銷，消費者也普遍感覺到這種模式可信度較高，而不像傳統的靠直接發展下線收取“人頭費”的模式，因而手段更具有隱蔽性、欺騙性和誘惑性。但是，這種模式的實質是拿下一個消費者的錢去返上一個消費者的利，最終當收取消費者的錢不足以返利造成資金鏈斷裂時，傳銷人員往往攜款外逃。這一違法犯罪的新特點給打擊處理工作增加了難度。

依法打擊需要重拳合力

    1998年4月18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2005年8月國務院又頒布了《禁止傳銷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進一步對傳銷活動予以禁止，同時公安、工商、檢察等部門加大了對傳銷違法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但據記者調查和各方面反映，當前在查處傳銷案件中面臨一些制約因素，影響了打擊的力度。
    一是法律定性問題。我國目前打擊非法傳銷的法律依據主要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55條非法經營罪，而《刑法》中并無有關傳銷犯罪的條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中規定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可按非法經營罪定性，但公安機關在辦理傳銷案件提請逮捕、移送起訴時，還需和檢察院、法院進一步商榷案件性質，仍然需要工商部門的傳銷性質界定。要從根本上做到查處非法傳銷有法可依，必須在《刑法》中加入有關傳銷犯罪的條文。
    二是執法主體問題。按照國務院1998年頒布的《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和《禁止傳銷條例》規定，打擊非法傳銷活動的主要職責由工商部門承擔，公安機關只是配合工商部門，會同查處限制人身自由及接受工商部門移送涉嫌犯罪的傳銷案件，但由于有的地方工商部門人員、裝備及手段等方面先天不足，也沒有高度認識傳銷違法犯罪的危害，因而無法實現對非法傳銷的有效管理和準確打擊，這也是造成傳銷違法犯罪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
    三是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的銜接問題。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行政執法部門查處的傳銷案件，只要數額符合規定標準，經營者就已經涉嫌犯罪應當移送公安機關進行追訴，而在實際工作中，行政執法單位往往以罰代刑，一罰了之，對涉嫌犯罪的傳銷案件不移送公安機關。
    四是傳銷案件的證據規格問題。我國現行實施的打擊傳銷違法犯罪的法律依據中，并未規定公安機關辦理的傳銷案件必須由工商部門進行認定，而1998年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中則有此規定，由于這一《通知》沒有明文廢止，公安機關在提請逮捕及移送起訴時往往被要求必須有工商部門的認定結論，但由于有些地方工商部門對某些傳銷案件僅作了行政處罰而沒有移送公安機關，為了免擔法律責任又不愿對此案件性質進行明確認定，造成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予批捕，導致公安機關查處的傳銷犯罪案件擱淺，無法進入正常的司法程序，客觀上也造成了對傳銷犯罪打擊不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