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直銷立法：在開放與安全中尋求平衡

關鍵字：直銷立法 開放 安全

　　回想4年多前，即在2003年“9·8”投洽會期間，商務部曾組織多家外資直銷企業舉行“秘密”會議，就直銷立法問題聽取外資公司的意見。與會企業除了一家港資企業和一家馬來西亞企業外，幾乎是清一色的美資企業。這次曾被內資企業詬病的“廈門會議”一度引發了直銷立法可能讓外資先行、直銷條例可能為外資量身打造的猜測。

　　事實勝于雄辯。不僅在最終頒布的直銷管理條例中未出現外資先行的“不公正”，而且在此后陸續的發牌過程中也未出現人們擔心的偏袒外資。

　　“直銷在中國的歷史不長，而外資直銷企業擁有經營經驗且通曉國際規則，爭取外資直銷企業的意見無可厚非；然而，爭取意見不能于偏袒劃等號，中國立法應走好遵循國際規則和適合中國國情的平衡木。”有關人士如是評價。或許這就是一個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立法的應有之意。

　　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外資的確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不自覺中，外資已滲透到中國經濟的各個角落和各個層面。外資為中國經濟注入了充足的資金血液，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更讓中國經濟更好地融入了世界經濟的大潮。引進外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成果之一。而當中國享受著對外開放帶來的各方利好時，外資在中國的“強勢”地位也引發了“對外開放主動權可能逐漸旁落”的擔憂。

　　從凱雷并購徐工到法國SEB收購蘇泊爾，從國美并購永樂到到高盛競購雙匯，多年苦心栽培的“龍頭企業”難道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被“狼”叼走改姓“外”了？沸沸揚揚的并購案引發了外資對中國民族品牌“斬首式”并購危及國家安全的大討論。“越來越多的國外投資者來華投資或進行貿易，有的已經影響到了中國國內的市場競爭秩序，有的甚至已經有了限制、排斥競爭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有業內人士如是指出。一部醞釀了13年之久被譽為經濟憲法的反壟斷法被賦予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任。

　　最終于2007年8月出臺的《反壟斷法》作出規定：“對外資并購境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式參與經營者集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規定進行經營者集中審查外，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反壟斷法立法專家組成員黃勇認為，該條款體現了國家立法在國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同時，反壟斷法也規定“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黃勇表示，反壟斷法并購的審查從法律上來說對國內、境外企業是一視同仁的。這也符合WTO的原則。

　　正如反壟斷法頒布之初，作為承擔《反壟斷法》起草重任的商務部條法司司長尚明所說：我國既要立足于國情，又要借鑒國外反壟斷立法的實踐經驗和成果，制定一部既適合我國國情，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又與國際慣例與規范相銜接的《反壟斷法》。據尚明介紹，國際上反壟斷立法和執法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經驗和做法。立法中，有人主張移植法律，照搬其他國家的做法。但經過反復地論證，最終出臺的反壟斷法包括了各國反壟斷法一般所具備的主要內容，如被稱為反壟斷法律制度三大支柱的禁止壟斷協議、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控制經營者集中，同時也包括了對涉嫌壟斷行為的調查、法律責任等。此外，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對行政性壟斷行為也作了禁止性規定。

　　如果說《反壟斷法》因其是一部關系到市場經濟競爭制度和企業、消費者重大利益的法律而出臺不易，那么，《直銷管理條例》的出臺則因受累“非法傳銷造成社會不穩定的災難性后果”而艱難脫胎。從1990年雅芳在廣州設立合資公司首次把直銷帶進中國，到傳銷帶來的社會災難，“直銷”亦夢亦幻讓國人難以釋懷。非法傳銷的災難性后果導致中國政府不得不使出“殺手锏”：于1998年出臺“31號文”，規定除了10家外資企業可轉型以‘店鋪＋推銷員’單層直銷模式在中國銷售產品外，其余企業均不得從事直銷業務，一舉將傳銷連帶直銷打入了冰窟。經歷了幾年的寒冬，中國入世承諾在2004年底開放直銷市場，讓直銷業界又見生機。直銷立法從此在開放和規范中展開博弈。此間，外資企業多次被立法部門、起草單位或行業協會爭取意見；而作為利益的相關者，外資直銷企業也愿意主動為中國的直銷立法建言獻策。其中，單層與多層之辯尤為激烈。多層次直銷和“金字塔型”非法傳銷之間鑒別的復雜性，使得中國政府對是否放開多層次模式一直相當謹慎。而多層次計酬制度卻是當前世界直銷界的主流模式。業界傳言，以安利為首的主張多層次直銷的外資企業多方奔走游說，寄望直銷條例能讓多層次直銷合法化。然而，最終出臺的的直銷條例卻明確“禁止”了多層次直銷和團隊計酬。商務部對直銷條例的解讀稱：起草條例過程中，商務部始終堅持兩個指導思想。一是，條例的內容要符合WTO的有關規定和我國的入世承諾。為此，起草者將條例將要確立的法律制度與WTO規則和我國入世承諾逐條對比，在兩者不相一致的方面進行完善修改。二是，堅持從嚴監管。安利們在中國開展多層次直銷的夢想在中國國情下終究破滅了。

　　當外商投資財稅優惠政策成就了中國吸引外資的良好業績和沖高的GDP時，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凸顯了對內資企業的“逆向歧視”。“無論是為了避免市場扭曲、緩解宏觀經濟失衡，還是為了提高對外經貿的質量和水平，兩稅合一都已經勢在必行，”已成為國人共識。而在修改企業所得稅法的過程中，很多人卻覬覦外資的“強勢”，擔心跨國公司、海外大型金融機構游說“擺平”我國政府部門。最終出臺并于今年開始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新法卻根據中國國情，將外資優惠轉為產業、區域優惠，即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的企業，不分內資、外資給予統一的優惠。國人的善意擔憂成為“杞人憂天”。

　　同樣，在2006年3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向全社會征求《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見時，相傳外資企業的駐華代表機構的“抵御”游說也不禁讓人擔了一回心。而當勞動合同法面世時，各種擔憂自然銷聲匿跡了。

　　中國經濟在漸次融入世界經濟的洪流時自身也逐漸走向成熟，而中國的立法者在市場經濟的洗禮中也逐漸成長，中國立法在國際規則與中國國情的平衡木上也越走越穩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