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腦的資料是經理以下級別的人不能看到的東西，那里面記錄了從邀約到騙人交錢的整個環節。”

 

10月24日，幾個“經理”邀請新人吃飯，一女子試戴“組織”給“經理”發的金牌。 

 

　　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學生李歡向四川警方舉報父母從事傳銷（大學生李歡與父母的“戰爭”），并將自己臥底父母所在的“中綠”傳銷組織窩點所記錄的大量文字、圖片和錄音資料，交給了警方。

　　10月23日，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從北京前往四川，對李歡父母進行反傳銷“解救”工作。李歡父母表示，不再進入傳銷組織。

　　當李歡父母正在接受反傳銷“解救”工作的同時，新京報記者“潛伏”其加入的“中綠傳銷”，發現“中綠傳銷”在“李歡事件”后，為躲避查處，迅速變換窩點，將原本集中居住的傳銷人員分散到秦皇島市的各大小區，將“中綠”的名字改為“中國商務商會”，將原本的“眾籌模式”變為“分享經濟”。

　　傳銷頭目鼓吹打造“中產階級”，渲染“西方經濟侵略”，以此來增強內部凝聚力；偽造“國家政策”，通過展示黃金等財富，來維持謊言。實際上，傳銷組織并無產品，也無實體，依托民間資本累積財富，講師口中的賺錢模式仍是拉人頭入會，“投2900元賺130萬”成了組織上下的目標。

　　有傳銷高層表示，在秦皇島有數萬人參與傳銷，分別以家庭為單位租住在各小區。為了躲避查處，該組織嚴格控制新人進入，新人進入后需要接受“組織”檢查。

　　在記者臥底期間接觸的各級別“領導”中，一些因傳銷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稱幡然醒悟，向記者描述傳銷組織騙人內幕：謊言邀約新人，編織暴富夢洗腦，撰寫全套話術操控資金盤。

 

　　被“隔離”的傳銷經理們

　　2016年底，吉林人張鳳蘭在海南的生意失敗，經過朋友的介紹，她來到秦皇島考察項目，想另謀生路。

　　根據張鳳蘭描述，在當時推薦人于光明的鼓動下，她了解到拉人頭致富的賺錢模式，后來她發現進入的是傳銷組織。“一開始投了十幾萬進去，想賺回來，就跟著做了，”張鳳蘭回憶，于光明和其他幾個經理建立資金盤后，開始瘋狂拉下線，“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就拉了200多人。”

　　后來，有記者臥底進入“中綠”傳銷組織，于光明手中的一條線被執法部門端掉。“他開始低調一些，讓沒被抓的人分散居住，”張鳳蘭說，為了避免再次被打傳辦查處，于光明制定規則，“一套房里的居住人數不要超過五個，有人敲門不要開，必須電話通知后才開門。”

　　進入平臺兩年，張鳳蘭前后總計投入了60多萬元。自己也曾拿到過錢，但是并沒有超過投資的成本。后來，她發現她所帶領的下線越來越多，“很多人賺不到錢，有鬧離婚的、有妻離子散的、有失蹤的、有想自殺的。”張鳳蘭意識到，“這個平臺最大的危害是在傷害人的思維，創造更多的‘難民’去滿足金字塔頂端的人。

　　根據張鳳蘭回憶，今年6月，她約于光明在秦皇島一家酒店見面，談準備離開傳銷組織一事。因為投入巨額成本，張鳳蘭想讓于光明退總投資成本的一半，30萬元。

　　“一開始，他（于光明）是答應的，”張鳳蘭描述，“后來再聯系于光明就沒信兒了，電話也不接，人也找不到。”

　　張鳳蘭被“隔離”了。

　　遼寧人宋華芳也是“經理”之一。她在2016年底來到秦皇島，加入傳銷組織。在將兒子結婚用的30多萬元投入進去后，到目前為止，宋華芳一分錢也沒收到。

　　她曾找到過于光明夫婦理論，“為什么平臺沒按照規則給她發工資。”宋華芳回憶當時的情景，“他（于光明）們夫妻二人一開始說給我查賬，到最后直接失去聯系。”

 

　　114頁的“洗腦話術”

　　作為曾經的組織最高職級“經理”之一，張鳳蘭參與過洗腦話術的編寫，“洗腦的資料是經理以下級別的人不能看到的東西，那里面記錄了從邀約到騙人交錢的整個環節。”

　　張鳳蘭說，洗腦話術又叫做《分享經濟運作流程》，分為上、下兩冊，洗腦話術由A4紙打印，全卷共114頁，封面是圓夢園公園大門照片。

　　新京報記者翻閱洗腦話術發現，上冊主要包括“分享經濟”、“分享經濟運作流程”、“分享經濟運作宏觀概述講稿”、“制度講稿”、“考試題”等十四個章節。在這些章節里，均被冠以“國家政策”、“暗中扶持”、“打造7億中產階級”等詞匯、語句作為騙人幌子。

　　在《分享經濟運作流程》一章節中，新京報記者發現傳銷組織對“見現實”的解讀為：現實求證，成功人士現身說法，包括去茶樓、酒樓小規模交流以及酒會，與成功人士分享。“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華芳說。

　　“中國商務商會”傳銷組織在邀約新人來的時候，需要設計謊言。在洗腦話術中，提出明確要求：根據邀約的方式不同，設計不同的揭謊稿，話要適度，以揭謊對方能接受，能使對方快速地穩定下來為上，語言不能急，要流暢巧妙。

　　而在下冊中，傳銷組織設計好了“開課”、“主持”、“帶人”、“公司的四大殺手”、“運作模式”等23個章節。

　　新京報記者翻開“主持”章節內容發現，上面記錄的問答式話語與在臥底期間經歷的宴會上如出一轍。甚至連“經理”們講話的內容也是照搬洗腦話術上的內容作為模板。

　　“說到底，這些傳銷組織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讓新人交錢，自己賺錢，至于下線，連哄帶騙。” 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說。

 

傳銷組織“中國商務商會”印制的傳銷手冊。

 

　　難覓蹤跡的傳銷高層

　　張鳳蘭和宋華芳表示，她們在對“平臺”提出異議后，均被平臺“拉黑”。

　　她們想去找于光明理論，想討回自己投資的巨額資金。“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絕，到現在，人都找不到”。

　　新京報記者在臥底期間發現，本該是全體新老成員參加的酒宴，張鳳蘭和宋華芳均未出席。“他讓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們，讓我們和他斷開聯系，有什么活動也不告訴我們。”宋華芳稱，她和張鳳蘭一樣，失去了平臺的聯系，也無法找到于光明，兩人加起來的近100萬元全打了水漂。

　　于光明和王建華有意阻止張鳳蘭和宋華芳參加活動以及各類會議。這在新京報記者臥底期間得以驗證。10月25日下午4時，當劉文君提出想去參加在首旅京倫酒店召開的酒宴時，被王建民和王建華兄弟四人拒絕。王建民私下告知劉文君，“如果你要去的話，大家都去不了。”

　　“他們（王建華四兄弟）知道我和她們（張鳳蘭和宋華芳）有聯系，所以提防著我。”劉文君說，于光明在躲著她們，“生怕她們惹出事端，導致窩點被端”。

　　沒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華的具體住所，只是每當有超過兩個新人加入“平臺”時，他們才出現在“洗腦”的會場上。

 

10月23日，傳銷組織的一男一女專程到車站接作為新人的記者。 

 

　　記者臥底期間，王建華曾表示于光明是大連城建局的干部，但記者核實，大連城建局根本沒這個人。

　　“經理們所有的行動都是臨時通知，沒有規律，”宋華芳說，自從上次被中央電視臺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換了住所，“現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李歡事件”后，“每次進來一個新成員，王家那幾個弟兄就會在趁人不注意的時候翻人家帶來的行李，還會檢查新人的手機，”劉文君說，這是為了預防記者和公安的臥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報記者臥底進入上述傳銷組織。在外出購買洗漱用品的近一個小時后發現，記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動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動的痕跡。

 

　　升級換代的傳銷方式

　　2006年，在經歷過傳銷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傳銷人士。他自費建立了中國民間反傳銷協會，并擔任會長。

　　過去十多年里，李旭的協會每天都能接到上百個求助電話，咨詢如何預防和應對傳銷，他也被媒體稱為“民間反傳銷第一人”。

　　李旭介紹，隨著國家的不斷打擊，近幾年來，南派傳銷將這套“純資本運作”傳銷變種為“民間互助理財體系”（燕郊傳銷組織的一種模式）后，又在秦皇島變為“分享經濟”。李旭在對李歡父母進行反洗腦工作時了解到，“中綠”傳銷組織又把43500元的入門費用，降低到一單2900元和滿單（15單）43500元的模式，從而形成了投資成本更低的新型變種傳銷。

　　在這個傳銷系統里，不限制人身自由、嚴格控制擾民，絕對不發展本地人，參與者又能自由消費。李旭表示，這些不同以往的傳銷手段，都能讓傳銷者不斷地拉來新人，而不被發現，也正因為這樣的一個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將這個定義為“透明的分享經濟項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腦后，一步步地變成“加害者”。

　　李旭說，在傳銷里面的小頭目，都是曾經的受害者。他們有雙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沒有洗腦之前，他算是一個受害者。當他被洗腦以后，他也從一個受害者變成了一個加害者了。

　　“打擊傳銷的法律門檻太高，處罰太輕，取證非常困難，傳銷組織屢打不絕”。李旭介紹，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對參與傳銷的人是以批評教育為主，頂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被洗腦了，執迷不悟，你打不散、趕不走。治標不治本。除非抓頭目，摧網絡，把頭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文中涉傳銷人士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