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國全面禁止傳銷的第20年。1998年4月21日，我國宣布不再允許任何形式的傳銷經營活動。20年來，傳銷的主要模式一次次轉型，由最初的拉人頭、騙人入伙、限制人身自由，發展成以互聯網金融概念為噱頭，宣稱快速致富、一夜致富，迷惑性更強，模式趨于復合化，加入傳銷者不乏一些高學歷、高智商的人。

　　國家各有關部門雖然一直在打擊，但傳銷蔓延之勢依然強勁，不得不令我們反思。近日，三秦都市報記者采訪了一線民警、民間反傳銷人士和有關專家，并梳理了大量資料，試圖揭開傳銷組織的前世今生。

 

　　“洗腦套路”和“話語體系”

　　2017年7月，23歲的大學畢業生李文星誤入傳銷組織溺亡，讓傳銷再度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

　　人們在備感驚愕、痛惜、憤怒的同時，也會感到疑惑：傳銷何以有如此魔力？

　　傳銷起源于1980年末，當時僅是作為一種新型的營銷模式而流行。業內普遍的說法是，始于美國，后經日本傳入我國，其標志性事件是日本一家磁性保健床墊（JapanLife）公司“偷渡”到中國，以傳銷的方式銷售磁性保健床墊，迅速從深圳發展到廣州并席卷了整個廣東。

　　一直致力于反傳銷的民間組織負責人阮班軍告訴記者，傳銷分為單層次傳銷和多層次傳銷。單層次傳銷是推銷員只能將產品賣給一個客戶，不允許客戶再繼續發展新的客戶；而多層次傳銷就是今天所指的傳銷，在當時也被屢次監管和查處。

　　阮班軍今年32歲，曾是一名傳銷受害者。2007年前后，他被朋友以介紹工作為名，帶到了山東，一年后，又去了廣西欽州，加入“1040工程”——投資6.98萬元，發展下線，到一定時候就能獲利1040萬元。

　　“最早的傳銷是有產品的，我在山東時，賣化妝品，每套2990元，賣出去得越多，你的級別就越高，獎勵也越多。”阮班軍說，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傳銷獨特的“洗腦套路”和“話語體系”，組織者苦口婆心去美化這個行業，“他們打地鋪、吃大鍋飯過著‘苦日子’，卻告訴你‘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實在說不通了，就打。”

　　最典型的“話語體系”是“幾何式倍增”和“五級三階制”。2015年，阮班軍在西安成立反傳銷聯盟，開始解救、尋找誤入傳銷組織的人，通過公益演講進行反傳銷洗腦。

　　“只要聽到‘幾何式倍增’‘五級三階制’這兩個詞，就可以判定他做的是傳銷。”他解釋說，“幾何式倍增”是直銷和傳銷通用的概念，即1變3，3變9，9變27，下線無限倍增；“五級三階制”則是傳銷界的金字塔形獎金分配制度。最高級別會拿到所有的獎勵——一筆百萬或千萬級的財富。

西安一處傳銷窩點墻上，寫著的勵志標語 

 

　　“南派傳銷”與“北派傳銷”

　　互聯網成為傳銷進入第二個階段的助推器。

　　1998年4月21日，國務院頒布《關于禁止傳銷活動的通知》，拉開了傳銷治理的序幕。《通知》要求，此前已經批準登記從事傳銷經營的企業，應一律立即停止傳銷經營活動，認真做好傳銷人員的善后處理工作，自行清理債權債務，轉變為其他經營方式。

　　傳銷由此改頭換面，完成了由有產品向無產品的轉變，逐漸轉入地下。

　　“這個階段已經很少看到產品了，他們傳播的就是一系列發財致富的夢想、理念。”阮班軍說，傳銷組織的頭目會謊稱，某個產品太昂貴，你目前沒有能力購買，他們只能擺政策、列數據，把“資本運作”說成是國家支持、國外引進的先進金融模式，成立皮包公司，甚至虛構一個公司，從而誘騙公眾參與。

　　與此同時，根據地域不同，傳銷分成了“南派”和“北派”，兩大門派之間雖然相互交叉，但最大的區別在于是否睡地鋪、是否打人。

　　“南派傳銷，主要是靠金錢引誘，依靠精神控制，不限制人身自由；北派傳銷則限制人身自由，時常伴有暴力行為。”西安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相關民警介紹，北派傳銷以2800元、2900元等為入門費，以“異地邀約”的形式組建“老鼠會”；南派傳銷租住在高檔小區，把傳銷同當地的經濟發展需求相結合，通過歪曲政府發展思路，偽造政府發展項目，偽造領導人發言，偽造政府文件等一系列做法發展成員，進行洗腦和精神控制。

　　“形式雖然不同，但內容和目的是一致的。”阮班軍說，你交了一筆錢，成為傳銷組織里的某個節點，這筆錢一部分成為你的各個上線的收益，一部分落入傳銷公司。

　　整個過程中，并沒有任何財富創造，你得到的，僅僅是一項權利，即每拉到一個下線，就得到一定比例的提成。“這是一個擊鼓傳花的游戲，傳銷組織者會賺錢，最早的玩家可能會賺錢，越是后來者越有可能成為犧牲品。”

 

　　以“高收益快回報”為誘餌

　　2013年以后，隨著智能手機、網絡社交平臺的發達，互聯網運用日益廣泛，網絡傳銷開始崛起。近兩年爆出的3M、維卡幣、中券資本、善心匯、亞歐幣等傳銷新變種的代表，傳統的洗腦套路、運營模式都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獎勵體制和洗腦話術，周期更短、涉及資金更大。

　　2016年，國家工商總局發布《新型傳銷活動風險預警提示》，一些傳銷組織采用所謂的“電商”“微商”“多層分銷”等名義，以高額回報為誘餌，發展人員形成上下級關系。

　　在今年4月3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打擊傳銷工作的意見》中，已經將整治傳銷，上升到“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層面。

　　三秦都市報記者在梳理相關案件時發現，進入網絡傳銷階段后，傳銷人員結構上更加復雜，高學歷、年輕化趨勢明顯，大學生成為受害重點群體之一，他們通常以找工作、異地戀、見網友等途徑陷入傳銷組織。

　　2017年9月，云南曲靖一所職業技術學院的大三女生小王，被男網友騙到西安，陷入傳銷組織，并和父母先后被騙走1萬多元學費、生活費。

　　2017年8月，西安警方打掉一個以購買虛擬貨幣為特征的新型網絡傳銷組織。警方通報稱，該組織以集團化公司化模式運營，以互聯網為載體，打著商務活動的幌子，以“虛擬貨幣”為誘餌，層層發展下線非法牟利。

　　今年4月17日，西安警方破獲一起以“區塊鏈”為幌子的特大網絡傳銷案，該組織從今年3月28日上線運行至4月15日，短短18天時間，共發展注冊會員1.3萬余人，涉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涉案金額達8000余萬元。

　　參與案件偵破的一位民警告訴記者，這種網絡傳銷，“客戶”之間互不見面，通過微信支付進入該公司網絡交易平臺，隱蔽性特別強。而且，他們通過公司化經營模式，派發傳單、紙質廣告，通過自媒體微信公眾號、官方網站以及其他主要論壇發布所謂的廣告宣傳推廣，引誘公眾投資參與，“整個交易方式模仿的是互聯網電子商務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型的網絡傳銷現在已逐漸形成成熟的產業鏈。“網上有專門的公司，售賣一系列專業的傳銷系統管理軟件，搭建平臺、技術維護等，每一項都有詳細的分工，且非常專業。”阮班軍說，傳銷團隊使用這些軟件后，只需造勢、拉人頭即可從事傳銷業務，“做短線交易，然后抽身走人。”

　　西安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四大隊教導員胡宏立對此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傳統的聚集式傳銷，發現容易，構建證據困難；新型網絡傳銷，發現困難，固定證據容易。”他告訴記者，前者可以通過扎實的基礎工作和機制化建設來解決，但是后者沒有實體項目、沒有實體機構，以高收益、低門檻、快回報為誘餌，靠不斷發展新的投資者實現虛高利潤，“這種傳銷上下線的聯系，全部在社交平臺上完成，如果沒有人主動報案，民警很難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