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11月，我國《禁止傳銷條例》和《直銷管理條例》頒布施行10周年。自從傳銷在中國大陸出現以來，傳銷與反傳銷的斗爭從未終止過，四川省工商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10年間，我省共查處傳銷案件441件，案值近6億元，罰沒金額1732.97萬元。

　　近年來，除工商、公安等“國家隊”之外，民間反傳銷志愿者正逐漸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連日來，本報記者走近他們，通過他們的經歷，透視當前傳銷的新特點和反傳銷的新難點，以及官方與民間力量如何更好合作，以此增強反傳銷的實效。

　　選擇成為反傳銷志愿者時，45歲的閬中人李旭心間充滿了激情，在他看來，官方打擊傳銷，往往以驅散、遣返為主，如何讓被洗過腦的傳銷者清醒過來，反傳銷志愿者起到了不可小視的作用。幾年過去，隨著反傳銷志愿者的逐步流失，目前民間職業反傳銷人士不足300人。

　　是什么導致這些草根的反傳銷力量漸漸減少，反傳銷路上他們有著怎樣的困惑?連日來，記者走近反傳銷志愿者，一探究竟。

 

　　【困惑一】

　　曾潛入傳銷組織的李旭，他所在的“中國反傳銷協會”是業內知名度較高的一個民間反傳銷組織，約有40名專業反傳銷人士。“在全國層面上，活躍著七八支這類反傳銷組織，現有民間職業反傳銷人士不足300人，算上偶爾參與的‘半職業人士’，也不超過1000人。”李旭說，面對龐大的傳銷人群，民間反傳銷的聲音太微弱。最開始時，大家憑著激情做事，純公益，不收取任何費用，結果不可持續，無固定辦公場所，志愿者也逐漸減少。

　　據李旭介紹，目前“中國反傳銷協會”是半公益性質，身份尷尬，注冊協會不成功，只好注冊咨詢公司，并以此為平臺開展反傳銷工作，“別人把人帶到北京來找我們‘反洗腦’后，隨便給點捐助;我們到全國各地開展反傳銷工作，會向尋求幫助的人要差旅費，如廣東、福建收3000元。”

　　“中國反傳銷愛心互助網”負責人蔣德勝對記者說，他們的經營方式一般是求助者支付往來的交通、食宿費，完成勸導說服工作后，其家人自愿支付數百或上千元費用。

　　志愿者彭柱的“中國反傳銷救助聯盟”在淘寶開了一家網店，出售15種虛擬代金券，以方便當事人拍下后支付反傳銷的食宿、餐補等費用。從代金券情況看，最大面額是“反洗腦勸說成功后自愿支付酬勞8000元”的代金券，也有6000元、5000元、2000元不等面額的代金券。從成交記錄看，2000元面額的代金券成交最多也僅7單。

　　李旭說：“不收費，大家不相信你，也難持續;收費，大家又質疑你，完全商業化肯定會出問題。”

 

　　【困惑二】

　　部分反傳銷志愿者為了維系團隊運行，收取一部分費用的辦法，讓極個別的人看到了“商機”，把這當成賺錢工具，各色人等混雜其中，給反傳銷志愿者群體帶來不良影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傳銷人士說，一些反傳銷組織利用家屬急切心理亂收費，報出了上萬元的高價;在解救人員的過程中，一些公司專門找收費的定位公司，用手機定位等技術手段找到人;一些組織在反傳銷中使用暴力毆打、交換人質等手段。這其中不少是違法行為，涉嫌詐騙、非法拘禁等，讓反傳銷志愿者群體蒙羞。

　　反傳銷行業何去何從?“規范化的基礎上，政府購買服務，為老百姓分憂。”李旭認為，反傳銷民間組織各自為政，十分混亂，政府可以提供一部分資金，制定出統一規范的救助標準，政府買單，不再向求助者收取任何費用。

　　國家工商總局一名工作人員承認，民間反傳銷組織經常給工商系統提供一些線索，有些還協助工商、公安破獲了一些案子，客觀上給反傳銷工作帶來一定的益處，“工商系統也曾有人提出過‘能否收編’的話題，但一方面限于經費問題可行性不大，另一方面考慮到這個隊伍人員參差不齊，這個話題就沒再探討了。”

　　據省外媒體報道，北京平谷區工商分局在打擊傳銷組織的過程中，就曾邀請傳銷志愿者加入打“心理戰”，取得一定成果。

 

　　【困惑三】

　　反傳銷這么多年，為何久反不絕?李旭認為，這與傳銷頭目反調查能力強等有關，更重要的，與法律法規滯后、缺乏可操作性等因素有關。

　　2009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組織、領導傳銷罪”，隨后出臺的司法解釋中進一步明確：“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

　　李旭說，實際上，新型傳銷組織者和參與者都很清楚法律規定，并一直在規避這個條款，成員之間幾乎不跨層級來往，一些組織者做不到“三十人、三級”的標準就“隱身”，再加上網絡傳銷等新型手法層出不窮，參與者最多接觸直接上下級，原有的法律法規“力不從心”，他們即使向相關部門舉報，也多為遣散了事。

　　據四川公安一名經偵民警介紹，除了“對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外，對一般違法人員，本著教育、挽救的原則，一般由工商部門予以行政處罰。

　　省工商局直銷監督管理處處長黃鳴認為，查處傳銷的手段有局限，工商部門只能凍結傳銷組織的公司賬戶，對于組織者的個人賬戶則無權處理，這樣就很難查到傳銷組織的違法所得。法律滯后直接影響執法效果。目前工商部門查處傳銷案件的法規依據為《禁止傳銷條例》，對于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加傳銷的處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款，處罰起點高且自由裁量彈性大，工商部門執行起來難以把握。

 

　　直擊

　　——記者親歷反傳銷“心理戰”

　　同學一番鼓動，陜西商洛姑娘小梅來到成都市溫江區，不料卻掉進傳銷窩點。“純資本運作”“年收入百萬元”……連續幾天輪番“洗腦”后，小梅相信了，花光5萬多元積蓄后，還以各種名義向父母借錢。父母千里迢迢來到溫江，好不容易將小梅帶出傳銷組織，卻一直未能說服她。萬般無奈，向北京的反傳銷組織求助，他們派出了資深反傳銷老師“陽光”來幫助小梅。10月底的一天，記者跟隨“陽光”親歷了一次反傳銷“心理戰”。

 

　　“表哥”拉近與小梅的距離

　　10月31日下午，成都市溫江區某茶樓。

　　“這是你北京的表哥。”小梅父母向女兒介紹“陽光”，“套近乎”是為了取得小梅的信任。

　　寒暄幾句后，“表哥”對小梅說，“你在溫江參加的那個‘69800資本運作’項目，之前我也搞過幾年。”“那你肯定掙了不少錢?”聽到“表哥”說起這個，小梅頓時來了勁。

　　“一分都沒掙到，還虧了好幾萬。后來我才曉得，這其實就是集資和交會費，說穿了就是騙。”“陽光”邊說邊畫出了傳銷層級圖。小梅并不相信“表哥”的話，“這個項目是國家支持的，好多人都在搞，還有紅頭文件!據說是國家給我們的最后一個迅速發財致富的機會。”“文件是偽造的，國家一直在打擊。”“陽光”打開手提電腦，找出反傳銷教育片，里面工商人員一步步揭穿傳銷的種種謊言。“你亂講，我不和你說了。”小梅騰一下站起來，拎起包就要往外走，被父母攔住了。

 

　　小梅決定跟父母回家

　　雖被父母攔住了，但小梅仍然氣呼呼地坐在旁邊耍手機不說話。“陽光”只好調整策略，和小梅父母拉家常，氣氛緩和了一些。“陽光”見狀，又湊過去與小梅搭話，“表妹，我看你是個善良的姑娘，不會去騙人害人吧?”

　　小梅沒吭聲。“既然這個項目這么好，他們讓你去騙人了嗎?”這話似乎打準了小梅的心理薄弱點，她雖沒吭聲，但臉上肌肉明顯搐動了幾下。“其實他們就是想利用你騙更多人，等騙到的人多了，他們賺完錢就走人了。但人是你騙來的，你心安嗎?”“我每次打電話拉人，他們總在旁邊教我，有些話我也知道是假的。”小梅終于開口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想到至少要把自己花的錢掙回來吧，也想快點拉幾個人來。”……

　　歷時5個小時，“陽光”總算讓小梅相信，那個讓她抱著“一夜暴富”夢想的“資本運作”項目，就是改頭換面的新型傳銷。

　　“我這就跟父母回家。”小梅的表態，讓一旁坐立不安的父母露出了笑容。

 

　　自述

　　講述人：阿迪，今年25歲，反傳銷志愿者，也曾是傳銷受害者

　　我是川東北一個偏僻小縣的人，今年25歲，在反傳銷領域，只能算個新人。為什么要做反傳銷志愿者?因為我本身就是傳銷受害者。

　　我是被女朋友拖下水的。2013年春節后，她的幾個同學喊她去河北，剛開始說是打工，去了就被拖入傳銷。她信了，陸續投入了好幾萬，還不斷給身邊的人打電話拉人去。剛開始是她的同學朋友，后來是她的親戚，再后來是我。

　　她說，這里錢很好賺，等賺到了100萬，我們就結婚。當時，我很愛她，聽她這么說，我也去了河北。

　　一到這里，我就意識到不太對勁。幾十個人住在一套民房里，大家都睡大通鋪;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聚在一起進行“成功教育”，然后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觀摩怎樣給熟人打電話勸別人來，所有人都跟吃了興奮劑一樣;拉來新人了，所有人都鼓動他交錢投資，交2900元，買一份誰也沒見過的保健品，就算入門了;買得多的就是經理級別，發展下線越多，你的提成和收入就越多。

　　現在看起來，這是很老套的傳銷模式，但當時那個環境下，我也還真信了。陸續從家里騙來5萬多，先后買了20份，也成為主任級別了。

　　再后來，這個窩點被當地公安和警方端了。被批評教育后，我和女朋友都被放出來了。我拉她回四川，她不干，聽了幾個人的勸說，她又去遼寧“投資”了。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因為傳銷，我這差不多算“家破人亡”吧。

　　我在網上看到有反傳銷團隊招募的消息，就報名參加了。去年開始到現在，參加過四五次勸說，跟著老師參加過不到十次的解救，幸運的是，這些勸說和解救都成功了。

 

　　快評

　　早在2005年國家就出臺了《禁止傳銷條例》，定性傳銷屬違法，明確了查處機關、查處措施和查處程序�？�10年后的今天，傳銷的社會危害依然存在，這說明打擊傳銷任重而道遠。

　　面對非法傳銷的隱蔽與復雜，不可否認，民間反傳銷組織是全社會反傳銷的重要力量，但也不能不看到，隨著最初的“公益性”日趨淡化，一些民間反傳銷志愿者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生意人”，他們中有的人甚至通過“救人”生財、牟取暴利，以違法手段“反傳銷”。

　　民間力量如果引導得好，定會成為反傳銷的補充力量，引導不好或沒有約束，也可能成為社會的一個新“累贅”!如何更好地協調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命題。筆者認為，一方面，相關部門要對民間反傳銷力量仔細甄別，對出于公心、依法依規參與反傳銷的志愿者隊伍，在團隊注冊、明確身份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甚至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舉措，鼓勵其更好地發揮作用、健康發展。而對于以“反傳銷”作為謀財之道、使用違法手段的部分反傳銷志愿者，則要依據法律法規給予及時制止，防止其損害求助者利益，讓反傳銷志愿者群體蒙羞。

　　總之，對民間反傳銷志愿者，希望能去蕪存菁、去偽扶真，讓這股民間自生力量納入合法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