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國”越發成為社會共識的今天，也許唯有法制與教育，才能真正讓青春不至于在傳銷之禍前繼續毫無免疫力。

　　今年7月，陜西一女大學生身陷河北傳銷窩點，公安干警輾轉千里解救；9月，一女大學生失聯多天后在山東一傳銷窩點被發現……近年來，大學生參與傳銷的案例層出不窮。新型傳銷披上了電子商務、金融投資等外衣，其活動愈發隱蔽化、信息化，缺乏相應防范知識的大學生極易落入傳銷分子的陷阱。（10月3日《半月談》）

　　青春殉葬于傳銷“鼠窩”，這是諸多大學生傳銷案令人扼腕的情節。有人說，這是利令智昏使然，不過如《左傳》里講的故事般，“取金之時，徒見金耳。”只看到發財夢，而一葉障目，終于見不到法令規則。這話自然不錯，辯證而言，內因是本，貪欲與自治能力的短板，確實也是傳銷最蠱惑人心的“殺手锏”。

　　只是，如果說少數大學生深陷傳銷窩點而不能自拔，從概率上可以解釋為“例外”或“意外”，但以下這些數據或例子，恐怕就不能僅僅用“利令智昏”四字來輕飄飄詮釋了：2003年9月，廣西查獲一個傳銷窩點，涉案人員500多人，其中90%是大學生。2004年3月，湖北、河南、陜西、云南等10多個省份的2000多名大學生在重慶“歐曼麗”傳銷案件中受騙。2010年8月，南京市查獲了迄今為止全國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學生傳銷案，案件涉及33所高校的834名在校大學生……及至2014年，“陜西榆林學院失聯女大學生在河北身陷傳銷”、“一個傳銷團伙揪出6個大學生‘老總’”等新聞，仍不時跳出來刺痛公眾眼球。

　　從制度設計而言，中國嚴禁傳銷的聲勢從未止歇：1998年4月21日，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傳銷。此后，《禁止傳銷條例》于200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為了更有效地打擊傳銷違法犯罪活動，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2009年2月28日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還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罪”。值得反思的是：一個法治社會，為什么最該知法守法的大學生，卻在現實中成了少數傳銷組織的“中堅力量”——亂象的背后，僅僅是“利”字使然？

　　這個問題，也許還有另外三個層面的解讀。一是傳銷與反傳銷的博弈，使得新型傳銷更具有迷惑性。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增材制造、機器認知和學習等，這些新生代概念與技術，都可能成為傳銷的新式外衣。譬如去年8月，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國內傳銷十大案件，“云數貿聯盟網”名列其中。“會員盤”、“電子幣”，凡此種種，披著資本或產業的幌子，極具迷惑性。換言之，別說大學生，就是更精明的社會人員，恐怕也難逃其忽悠之術。

　　此外，很重要的兩個層面，在于“職業安全”教育缺失以及就業環境與能力的惡化。于前者而言，眼下的高等教育中，幾乎沒有對防止陷入傳銷等職業安全的教育，更談不上建立反傳銷滲透的長效機制。按照墨菲定律，明知高校是傳銷受害的重災區而不作為，是否等于放任大學生深陷傳銷風險？于后者來說，譬如2014年應屆畢業生數量逾700萬，在經濟增長面臨諸多困難情況下，相對于2013年的“最難就業季”，這一年曾被稱為“更難就業季”——當此語境之下，加上精致利己思想作祟、就業簽約壓力倒逼，一不小心，就容易把大學生推到傳銷的騙局中去。

　　作為“經濟邪教”的傳銷，也許并不如“女大學生失聯”事件更容易引發輿論關切。不過，其滋生的經濟社會問題，同樣值得警醒。然而，空泛的道德詰責顯然阻擋不了傳銷對大學生的洶涌滲透，在“依法治國”越發成為社會共識的今天，也許唯有法制與教育，才能真正讓青春不至于在傳銷之禍前繼續毫無免疫力。（鄧海建 作者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