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縣明亮鎮通往縣城的路邊一家掛著“玉柴配件專賣“的淘金用品店已關門多日。明亮鎮這個曾經以淘金設備廠集中而遠近聞名的小鎮現在一片蕭條，據一家淘金設備廠的工人介紹，從今年3月開始，淘金者陸續離開加納，淘金設備廠的生意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169名中國人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納警方拘捕，等待被遣返。這個消息讓國家級貧困縣、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上林縣站在了聚光燈下。因為這些被拘的淘金者，絕大部分來自這里。

　　6月8日，中國青年報記者來到上林縣淘金歷史頗為悠久的明亮鎮九龍村水臺莊，這個離鎮上10分鐘車程的村莊有將近一百名采金者還滯留在加納。剛從加納回來一個多月的水臺莊村民溫楓強告訴記者，水臺莊除了兩三個身體不好的，幾乎全村的青壯年都去加納淘金了，前后去了200人左右。

　　上林縣官方提供的數據稱，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約有1.2萬名上林籍人在加納采金。有人形容“上林人”在加納淘金的旅程，像是美國18世紀西部淘金史的翻版：血汗、暴富、槍戰，以命相搏。有人債臺高筑被遣返，有人在與黑幫的暴力沖突中喪生，也有人患虐疾一病不起，埋骨異國他鄉。

　　今年5月，西非國家加納以總統令形式發起“清理非法采金”的全國動員，前后有169名中國非法移民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納警方拘捕。

　　黃金夢碎后，在上林縣的一些鄉鎮里加納淘金熱的痕跡依然隨處可見。藥店門前有寫著“長期出售非洲藥品、青蒿琥脂片”的廣告燈箱，電線桿上掛著“加納簽證”的廣告牌，這里還有大型挖掘機企業專門派駐的辦事處……

　　這些特別印記，也許很快就會消失。然而淘金留在人們心上的印跡卻不會那么容易消散。

　　困在加納 痛在上林

　　明亮鎮、巷賢鎮和大豐鎮是上林縣赴加納采金人數最多的三個鎮，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兩個人在加納打工。

　　自今年6月1日，加納軍警等武裝人員開始清理各采金點后，關于中國采金者被搶掠傷害的各種傳聞，通過電話、微博、論壇等多種渠道迅速傳播到國內。

　　在上林縣城，街頭巷尾流傳著種種駭人聽聞的傳聞，記者從一家早餐店老板那聽說，幾天前，大豐鎮上一名婦女給遠在加納的老公打電話，那個淘金者告訴老婆，剛買好了機票，馬上就準備回家，結果電話還沒掛，就聽到電話那頭“砰”的一響，老公被人給殺了！

　　擔心親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證，6月6日和7日，幾百名采金者家屬聚集在上林縣政府門前，有人舉著“加納軍警暴力執法，中國同胞遭遇洗劫”的標語，呼吁當地政府能夠給予幫助，早日接親人回家。

　　“事件發生后，上林縣派出的工作組聯合中國駐加納使館，想方設法開展營救，從昨天到今晨6點，從礦區組織撤離的人員已超過千人。”6月8日，上林縣政府新聞發言人陳美蓮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除了向加納派出工作組，當地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這幾天一直在馬不停蹄地深入鄉鎮，挨家挨戶地告知親屬救援進展情況，幫他們平復心情。

　　在明亮鎮，街道上的商鋪店主都在百無聊賴地看著電視，光顧的客人少得可憐，只有幾個放學的學生偶爾路過。一名路邊擺攤的豬肉販子說，現在鎮上三四個豬肉販子一天才賣完一頭豬，少得可憐，“大家都去非洲了，沒什么人在家，能有什么生意！”

　　上個月從加納返鄉的溫海榮（音）回憶說，村里跟他同去加納的有6人，讓他印象特別深的是，當年他搭乘的那趟航班上，有33名乘客都是上林人。

　　打牌、打麻將，是水臺莊最近幾個月來最受歡迎的娛樂方式。午飯時間一過，每隔10多米就有一個牌點張羅起來了，二十來個年輕人聚在一個十幾平方米大的小屋子里，分成3桌打麻將，村子里到處能聽到嘩嘩嘩的搓麻聲。

　　這些在牌桌上叱咤風云的青壯年，要么是剛從加納死里逃生回來的淘金者，要么是那些尚處險境的淘金者的家人。還有一些人，通過各種渠道湊集了十幾萬，甚至更多的錢，投資開采新的小金礦。他們幾乎都有過同一個夢想：在南寧買棟別墅，再配一輛好車……

　　“虧了好多，現在誰都沒心情說話，家人沒回來的，更沒心情。如果不打麻將，就傻坐在那兒，上林人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瘋掉了。”來打牌的村民小溫很無奈，他剛投資了上百萬的淘金機器設備，而這些設備現在還在運往加納的船上。

　　這條消息讓他熱血澎湃，他暗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到加納去，狠狠地賺一筆。溫楓強很快通過在加納某金礦做老板的堂爺爺，花兩萬元辦妥了前往加納的旅游簽證。

　　2011年6月15日，對于溫楓強來說是一生難忘的日子。這天，他和村里差不多200個青壯年一道，懷揣著激動的心情和發財的夢想，坐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在首都機場轉乘前往加納的飛機，中途又轉了一次大巴后，溫楓強來到位于庫瑪西附近的工棚里，負責看管抽沙機。

　　溫楓強介紹說，在加納，中國人幫老鄉打工，月薪大約相當于6000元人民幣左右，再加上提成，一年賺個十來萬很正常。位于森林深處的工棚雖然氣候炎熱、生活條件艱苦、衛生狀況惡劣，有時還會面臨被打劫的危險，但這些風險和那些金燦燦的黃金相比，更多的人選擇了后者。

　　上林人將砂泵技藝傳入加納，徹底改變了加納砂金開采的格局。上林的砂泵技術只有上林人才懂，術不外傳。因此在中國采金人圈子里，流傳著“非上林人不組機”一說。

　　在蘇震宇看來，在加納采金的中國人中，上林人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能形成氣候，主要原因是上林人獨特的采金技術使其具備競爭優勢，他們的設備特別適合加納的小金礦開采，投資小，見效快；此外上林人肯吃苦、敢干敢拼，很多人都是以家庭、村落為單位在外打拼，最終他們憑借自己的努力，殺出一條血路來。

　　缺乏自律 埋下隱患

　　加納軍警暴力清理中國非法采金人的消息傳出后，國人除了同情這些同胞的遭遇，關注他們接下來的命運外，也有不少人對上林人不具有合法開采的資格、采金過程中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等問題提出質疑。近日一家網站做的一項新聞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38937名網民中，有79%的人認為上林淘金客加納被拘并不冤。

　　上林縣政府新聞發言人陳美蓮介紹說，上林赴加納的采金人員分兩類：投資客和務工人員。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務工人員，投資客則主要以合作方式，與當地酋長共同開礦。

　　蘇震宇認為，中國人在加納被定義為非法采金涉及的問題很多，不僅是中國人之過，也與加納的開礦制度有關。

　　在加納，金礦有大礦和小礦之分。1996年，加納政府頒布了《加納礦業法》，禁止外國人開采和運營25英畝（約合0.1平方公里）以下的小金礦。但此法案存在一個漏洞，就是允許加納人聘請外國技術工人，租用外國人的設備。

　　一名赴加納投資開礦的上林人告訴記者，他們采礦一般都是跟當地酋長合作，因為小礦并不由國家直接控制，而是屬于酋長的個人財產。酋長在合作時提供了合法的資料，他們就是出資出機器出技術，最后雙方利潤分成，但如今卻被貼上了非法采金的標簽。

　　“技術設備、資金都是中方出的，法律解釋沒有說不行，但能做到什么程度也沒有說清楚，這就為隨時驅逐我們埋下了隱患。”蘇震宇說，上林人在加納采金7年多，前面兩任總統，沒有一個說是違法的，現任總統上臺后，一夜之間，大家都成非法的了，這背后有更復雜更深層次的政治因素。

　　除了在金礦開采權的合法性問題上打了擦邊球，一些上林采金人在開礦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加入我這個協會，我有五條鐵律，要求大家在加納采礦時做到自律，但加入的人不多，總共就5個老板，其實我能影響的就300人左右。”蘇震宇說，加納中國礦業協會一直都在引導大家怎么樣遵紀守法、注意保護當地環境、賺了錢要注意做社會公益，但總有一些人不聽勸告，愛“抄近路”，比如采金后的廢水應該挖坑填埋，他卻圖省事直接排到河里，造成污染。

　　讓蘇震宇痛心疾首的，還有一些中國人抱著賭徒心態，明知這是大礦業公司的地，卻送錢給當地的村民、酋長，讓他們悄悄帶他進去開采。“他想的就是我只要能開兩三個井，成本就收回來了，即使人家把我的機子沒收了我也賺了”。

　　“一些上林人文化程度不高、不團結、比較短視。”蘇震宇認為，盡管如此，上林人身上也有值得歌頌的地方，他們到海外做生意，沒有偷沒有搶，就算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也值得商討。現在一些人說他們出去違反了別國法律，就該死，不能這么粗暴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赴加納采金，已經從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當地原有的利益格局。蘇震宇打了個比方，就好比你到人家地盤去賣幾雙拖鞋，沒人理你，因為不會影響到他，但你拉一船拖鞋去賣，那你的麻煩就來了。

　　“你想想看，幾萬人擠進一個國家，開采的金子、帶動的就業、產生的影響，都是深遠的。”蘇震宇說，每年挖出50噸黃金，相當于20億美元，這些黃金大部分會變成柴油、工資、分紅和各種打點費用。同時，還會帶動當地餐飲業、服務業，產生稅收，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所以說加納人是不恨中國人的。但你在西方國家原來的勢力范圍去跟歐美企業競爭，去切人家的蛋糕，觸及到了他們的利益，這才是這次中國采金人被打擊的根本原因。

　　淘金搞得跟傳銷一樣

　　雖然那些由黃金堆砌起來的暴富神話在整個上林縣里流傳，但走進上林縣的鄉鎮村落，會發現這里大部分家庭依然貧窮。

　　以淘金聞名的明亮鎮水臺莊，村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磚和著黃泥蓋起來的，沒有超過3層的樓房，除了一兩戶人家在外墻貼有瓷磚，其余的房子都是紅磚裸露。

　　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上林，有人用“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莊園”來形容。雖然地少，大自然卻賞賜了上林黃金，甚至田里都能挖出黃金，不過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本地再無金子可挖。

　　挖光了當地的金子，上林人再轉戰國內多個地方，上世紀90年代還曾上演過“萬名金農闖關東”。50歲的老黃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人生從10歲起，就和采金交織在一起。

　　“我去過很多地方，新疆、黑龍江、遼寧、吉林，朝鮮、越南。挺辛苦的，采金都是靠運氣，前幾年我們明亮鎮人去黑龍江，虧了本回來，這幾年翻下身，現在又變成兩手空空的窮光蛋了。”老黃說，近幾年到加納采金，那些去得早的就掙錢了，賺得多的上千萬也有，大家看見他們掙到錢了，也想辦法貸款跟著出去。賺到錢后，成功者又立刻將利潤投入購買更多的機器，帶去更多的同鄉。這次加納政府的清理行動，使大部分人前期的投入都血本無歸了。

　　在上林縣城，流傳著赴加納淘金者已有數人身價上億元的傳說。但在蘇震宇看來，這些都是謊言，因為只有吹噓自己有錢了，才好融資，他才好跟別人借錢，才好拉別的老鄉去。“上林淘金客有很多都是老鄉帶老鄉，老鄉騙老鄉，搞得像傳銷一樣。”

　　事實上在加納投資一條采金的生產線，設備加起來起碼要兩百萬元。此外，還有每天的電費、汽油費、黑人員工的工資、按月交付的工地費、環境費以及交給當地警察部門的治安費等。除了這些費用外，按照當地行規，每天所采獲金子的20%還要交給合作的酋長……有人算過一筆賬，如果每天所采的金子少于100克就要賠本。采金雖然來錢快，但如果選礦不準或是經營不善，同樣會面臨很大風險。

　　但在淘金熱的氛圍下，當地一些做民間借貸的商人為了鼓動民眾投資，不斷地給那些急于改變命運的人“造夢”：誰家從加納回來，過年送禮用100克黃金；誰3年前去加納時家里還住著土房，現在身價過億在南寧買房全部用現金。這些故事都是編的，只不過因為當時金價一直在漲，而到加納的人確實也賺到了一些錢，以致很多人會相信。

　　在這樣的刺激下，上林縣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男的到加納，甚至很多60多歲的老年人也借錢“去博一把”。

　　“雖然也聽說了危險，但家里支持我去，不然我哪里有錢投資。聽說人家發財回來，到大豐、南寧買樓買車了，哪個都想去。”水臺莊村民溫海榮說，家里有錢的就投三五十萬元，家里沒錢的一般都靠親戚幫忙或借高利貸湊足一股10萬元。在加納打工和做股東的區別是，當你有一股時，就能獲得金礦每天所產黃金的3%。

　　明亮鎮一名副科級干部也在今年年初以15萬元入股了一條淘金線。他說：“現在，一名建筑工人每天能掙200元，而一個副科級干部每月才2400元。想來想去，所以我還是投了。”

　　6月9日，上林縣城農業銀行大門處掛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副科級以上干部可一次性貸款5萬～50萬元”。

　　據資料統計，迄今為止，上林在加納投資的采金線超過1000條，以每條300萬元成本計算，上林人在加納的投資多達30億元。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銀行貸款、民間借貸。現在大量上林淘金客兩手空空返鄉，使當地的金融行業面臨崩盤的危險。明亮鎮一名背負上千萬元壞賬的民間放貸者說，過去兩個月他一下子瘦了十多斤。

　　“投資淘金能不能賺到錢，就像賭博一樣，要看運氣。”采金人溫楓強的話代表了上林人普遍的心態，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投資失敗的原因是過于狂熱沖動和缺乏對風險的認識，只是歸結于自己運氣不好。

　　淘金雖然并沒有給大部分上林人帶來富裕，但對于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農民來說，這也是無奈之下的選擇。采訪中，一位青年農民告訴記者，現在靠種田是養不活一家子的，一畝地，純收入五六百元，如果有小孩的話花費就更大了。

　　我們需要補上資本走出去的歷史經驗課

　　“加納肯定不會回去了。”劫后余生的溫楓強回憶起加納警方暴力執法的情形，仍有些心有余悸。但他表示，如果以后有別的國家還有淘金的機會，他肯定還會去的，“認定這一行了！”小伙子語氣堅決地說。

　　溫楓強生在一個淘金世家，他父親曾去黑龍江采過金，爺爺以前是販金的。國內各地管得嚴了，不給淘，所以村民們都到國外去淘，淘個兩三年就跑回來了。“淘到哪里哪里就亂，上世紀90年代去黑龍江也是類似的情況，我們都有這個心理準備。”

　　水臺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透露說，現在村里有人準備去喀麥隆、津巴布韋。加納那邊虧了上百萬元，肯定想重新找個地方把設備轉過去嘛。不轉的話，貸款都不知道怎么還。

　　在蘇震宇看來，這次加納事件，是一個沉痛的教訓，上林人更多地需要自我反思，不能都說人家的不對，更不能說我跌倒了就不爬起來。

　　的確，在中國人走向海外的征程中，如何才能走得更遠、站得更穩，還有許多需要學習和反思的地方。

　　國際關系史博士孫興杰認為，中國人現在有錢了，但錢跟資本不一樣。很多投資行為我們輸出了錢，目的是賺了錢再回來，但在此過程很少和當地社會發生交集。而資本輸出是要和當地社會、經濟融合在一起的，這樣才能達到比較平衡的狀態。從之前的緬甸叫停中方投資的密松水電站，到如今加納驅逐中國非法淘金客等一系列事件，都暴露出我們在海外投資時，如何合理運用資本存在很多的問題。

　　孫興杰表示，上林人在加納的開采線多達1000條，如此大的規模意味著資本的輸出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予以配套，并與當地社區能夠和諧共處。但采金人并沒有與加納當地社會與經濟形成互動，反倒在當地形成“飛地”。采金所用的設備主要來自中國企業，用集裝箱從中國運抵加納，包括一些日用品也來自中國。由于語言不通，淘金客生活在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環境中，與當地人的溝通較少。另外，在淘金的過程中沒有保護好生態環境，森林被砍伐、礦井沒有回填、環境被污染，而且淘金客獲得的財富沒有在當地的法律規范之下運用，大都通過潛規則運作，缺少對當地社會應有的尊重，因此引起誤會和對抗也是難免的。

　　“西方的資本輸出已經有幾百年探索，我國的正統教育把西方的資本擴張視為‘殖民主義’，僅僅批判了他們的負面影響。但是從1500年開始，世界的趨勢就是這樣的，我們需要補上對資本走出去的歷史經驗的一課。”孫興杰說，當年西方資本、勞動力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有三種力量：一是商人，代表資本；二是軍官，代表暴力；三是傳教士，代表的是一種慈善的信仰的力量。西方人傳教輸出信仰從某種程度上抵消了當地人的抵制。中國人走向海外，特別是民間資本向外國輸出時，缺失了對西方國家走出去歷史經驗的研究和學習，只是簡單地把錢投出去，組合太單一，沒有相應的配套，這是很大一個問題。

　　孫興杰認為，上林人到海外圓一個淘金致富的夢，這是符合人情的。但生財有道不僅意味著有發財的門道，更代表著資本倫理的“大道”。淘金者夢斷加納的背后是缺少對“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