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院依法裁定不核準吳英死刑，將案件發回浙江省高院重審。最高院認為，吳英的一、二審判決正確，吳英歸案后如實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賄賂多名公務人員的事實，綜合全案考慮，對吳英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當前吳英保命是基于最高院把吳英檢舉認定為立功，反映集資詐騙罪等經濟犯罪不適用死刑，并未借吳英案鮮活個案而獲突破，民間融資也未因吳英案而走出罪與非罪的困惑，盡管非暴力犯罪不適用死刑乃國際趨勢。而吳英案帶來的經濟社會創傷卻真實存在，這種創傷就在于民間融資的金融傳銷化風險，可見該案已非僅是個法律定性問題，其本質上是一個中國金融市場 的規范性命題。

 

　　坦率而言，民間融資金融傳銷化隱患，并不在于民間高利貸，其本質上為，在缺乏《民間融資法》、《民間融資實施細則》等的規范下，基于親緣、地緣等小型社群熟人間的民間借貸，以熟人間的小眾口碑信譽運行于公眾市場，必然難以規避信息不對稱藩籬，從而潛伏著劣幣驅逐優幣的格雷欣效應沖擊。殊不知，在民間市場借貸雙方自愿下，高利率主要源自民間市場的高風險溢價，即只有在高利率下方能覆蓋風險，產生交易，否則民間市場也就會因貸款人風險不可控和無法補償而萎靡。

 

　　民間融資具有流動性紓困和期短額小兩大特征，而不適用固產投資。但由于正規金融市場融資不暢，民間融資成為私企固產投資重要來源，而為緩解固產投資長期化與民間借貸期短量小之矛盾，金融掮客和拆東補西的時差交易隨之而生，使真正進行流動性紓困的企業不堪高利率趨向退出，而擊鼓傳花的高風險投資者允諾高息主導民間市場，使民間市場檸檬化。

 

　　以吳英案為例，盡管吳英的直接貸款人只有11人，但這些人實際為金融掮客，這使吳英集資事實上是以吳英為金字塔尖、其他11人為塔腰的松散龐氏金融。而一旦吳英以集資詐騙罪被定罪，而其他11人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定罪，位于塔基的出資者權益將很難得到合法保護。這就是為何吳英案的受害人不愿訴訟法律之緣由。而且在案發前，塔基出資人也無法有效甄別其資金是被怎樣處理之確定信息，更無法監督借款人使用資金情況，其與借款人的聯系主要是定期高額的利息和本金交易。這種資金流主導、信息流單向閉塞之特征，使上規模的民間借貸交易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相容效應，最終出資人基本喪失信息知情權，而唯有通過不斷提高貸款利息以手段降低信息不對稱風險，以及委托代理風險。

　　由此可見，當前單憑嚴刑峻法的運動式圍堵和旨在規范式招安，只是把部分民間融資機構升級為正規金融機構，而無法根除民間市場的生存邏輯，大量中小企業還不得不借助民間市場融資以拓疆擴土。同時在真實通脹率高企下，金融脫媒也將難以有效遏制，致使正規金融機構面臨流動性緊俏壓力，而不得不倚重央行超級寬松貨幣紓緩，而這是危險的。

 

　　當前治理民間金融市場亂象，本質上還需放活規范，盡快出臺貸款人條例，制定《民間融資法》等，逐漸在民間市場構建規范的制度和交易框架，降低交易成本。同時，逐漸把民間借貸行為納入《合同法》規范范疇，賦予民間投資人以正當合法的私產保護權利，強化民間融資市場的信息披露義務，降低民間市場交易成本，使民間市場博弈趨向于降低信息不對稱性而非抬高風險溢價，從而避免民間市場檸檬化。

 

　　當前應修改強化金融壟斷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等，適當引導民間PE市場發展，允許合伙制民間融資業務發展。畢竟，基于親緣、地緣的民間融資，更適合于PE等合伙制直接融資業務，而非村鎮銀行等間接融資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