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萊特爾斯式新型傳銷 

　　作為一種新型傳銷模式，維萊特爾斯的騙局體現出了新型傳銷的三個特征：不搞“神奇致富課堂”，采取的是一對一的誘騙式宣傳；強調循環投資，不強求發展下線；“集體提成”，一單生意成交，所有會員都拿提成，但限制提取96次 

　　“只需2600元買一單被子、床墊，即可獲得會員身份， 成為‘美國創意公司’的會員，不僅能夠低價甚至免費得到公司的產品，而且一周之內就能獲得高達1100多元的返利，多投還可以多回報。而且，公司并不要求會員發展下線，全靠商品直銷營利。”

　　如此誘人的宣傳，這樣快速致富的捷徑，讓很多人心動，眾人趨之若鶩，一哄而上，紛紛出錢購買，有些人甚至掏空多年的積蓄，去購買這些可以讓他們快速“致富”的被子、床墊。

　　“今后凡是有人購買被子，會員都能獲得現金40元，最多提取96次。一單穩賺1240元。”如果這家公司的說法真能兌現，那么不需要很長的時間，這家公司將能制造很多的“百萬富翁”，創造一個令人咋舌的“致富神話”。

　　可是，當有些人掏空所有積蓄去搶購這些神奇的被子、床墊時，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神話的另一層含義是，在現實中永遠不會發生。

　　據事后統計，維萊特爾斯(北京)公司的行為導致受害者遍布北京市9個區縣，投資最多的達到30多萬元。目前，已經查明的涉案金額約100余萬元。

　　這個“致富神話”到最后被證明終究只不過是一場赤裸裸的新型傳銷騙局。

　　快速“致富”的保健床墊

　　“致富神話”的開端始于一家叫做維萊特爾斯的公司。

　　2009年，遲桂斌注冊了維萊特爾斯（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并擔任公司法人。在2010年之前，這家公司只是經營一些安裝燈具、做廣告之類的小業務。但是，一個電話改變了這家公司的命運，也改變了遲桂斌的命運。

　　2010年二三月份，遲桂斌和徐世林通了一個電話，徐世林是遲桂斌2001年在鄭州干傳銷時認識的，當時，遲桂斌被人騙去鄭州做傳銷，投的所有錢沒有收回來，傳銷又被查封了，遲就回了承德。但此后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系。2009年，通過老鄉，遲桂斌又和徐世林聯系上了，通電話的時候，不知是誰偶然說起做“直銷”很賺錢，經過一番商議，雙方一拍即合，達成了做直銷的想法，一個在他們看來完美的直銷計劃就這樣產生了。

　　“我當時對徐世林說由我出錢進被子，他負責擬定制度、講解。后來，他找了第一批八九個人，我們就開始干起來了。”遲桂斌后來向辦案人員供述。

　　2010年4月，遲桂斌開始經營他的“直銷”，產品是一種叫托瑪琳的保健被。按照相關宣傳材料：客戶花2600元買公司一單，一單給一床被子后成為公司會員，會員每介紹外人來購買一床被子就可以拿到相應提成，提成積累至3750元為止。即相當于2600元買了一床被子，介紹夠人就能得3750元，多賺1150元和一床被子。

　　剛開始，他們以維萊特爾斯公司的名義在北京昌平回龍觀做直銷，公司成員主要有遲桂斌、徐世林、賈忠平、王亭亭等。2010年5月，因為被工商局處罰，他們曾經停業了一段時間。7月，由于沒通過工商局的年檢，他們又以美國意創的名義繼續出售托馬林被子。

　　與此同時，為了顧及昌平、回龍觀等地區，他們設立了大區經理，大區經理就在家里辦公，為了能增加銷售，大區經理負責直接銷售產品，一床被子可以提成20或50塊錢。大區經理把買被子人的信息報到公司，最后由徐世林計算如何瓜分利潤。

　　“這個經營模式是徐世林定的，他跟我這么說的。實際怎么操作我不太清楚，我就只管進貨、發貨，具體經營上都是各大區經理操作。貨是從天津一個叫顧強的人那里進的，顧強是我聯系的，被子100多到350多不等。”遲桂斌說。

　　8月，維萊特爾斯公司的制度作了一些改變，公司只負責供貨，一床被子公司收600元錢。“各大區經理都是各自經營，后來他們也沒再給公司打錢，也沒有人要被子，實際上等于跟維萊特爾斯公司已經沒有經濟往來了。9月份之后收的客戶的錢都是大區經理自己收錢自己支配。出了問題9月份之后算各大區經理自己的，9月份之前出的問題是我的。這件事從頭到尾我掙了20多萬，不到30萬。”遲桂斌說。掙來的這20多萬，他自己又加了一些，買了一輛奧迪A6車。

　　受害者變身大區經理

　　2010年9月，由于維萊特爾斯公司在北京的直銷業務無法再經營不下去，遲桂斌便將公司經營地點轉移到了河北，但他并沒有放棄北京這個巨大的市場，他從會員中物色了一名外地來京經商的女子負責北京地區的傳銷活動，這個人就是焦慧慧。

　　40多歲的焦慧慧在卷入這個傳銷組織之前，在北京市石景山區模式口經營著一個小商店。

　　2010年5月2日，徐世林找到彼時正在開保健品店的焦慧慧，動員她銷售托馬林保健品，徐世林告訴她，他也在做這個生意，但現在底下沒有單，要做到十單他才能激活，激活后維萊特爾斯公司每天會給他770元，很賺錢。經過徐世林一番動員，焦慧慧覺得這其中有很大的利潤，徐世林說的托馬林保健品也可以放在她的店里銷售，于是就跟徐世林去了回龍觀，在那里，她見到了一個叫徐艷紅的人。

　　在徐艷紅給給她講解了怎樣操作之后，焦慧慧開始明白，其實就是去賣被子。見有利可圖，焦慧慧當時就投了錢，購買了大約40萬元左右的單。但是，兩天之后，當她再次來到維萊特爾斯公司，卻被告知公司已經不運作了，她投的錢也拿不出來了。不甘之下，她找到時任公司總裁的遲桂斌討說法，“遲桂斌說以后開盤了再還我錢，那個遲桂斌還讓我當大區經理，以后可以分紅，見單就給我分二十塊錢，我為了把我投進去的錢拿回來，就當了北京區域經理。”焦慧慧供述。

　　焦慧慧當了北京區域經理之后，維萊特爾斯公司派46歲的北京人李先知和46歲的黑龍江人胡永榮分別負責講授規章制度和宣傳、向維萊特爾斯公司賬號轉賬。“有的買單人是通過我買的公司的單，這樣他們把錢轉到我的賬號上，我再讓胡永榮把錢轉給公司賬上，買單人買單時把自己的賬號提供給公司，公司直接把錢返到他們的賬號上。”焦慧慧供述。

　　按規定焦慧慧每賣出一單能拿30元報單費，如果是她自己買的，除了30元報單費外，還能拿每單40元的提成。為了能盡快賺到錢，她以自己和親戚、朋友的名字購買了二百多單，然后返的錢都返到她自己的賬戶上，僅以她自己的名義就購買了一百單。

　　事實上，焦慧慧剛開始銷售托馬林保健被時，大概六七天就可以分到一次紅利，但是慢慢的，分紅利的速度越來越慢慢了，十天半個月才分一次紅利，到了2010年10月中旬以后，干脆就不分紅利了。有買了公司產品的人問她為什么不分紅利了，她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能讓他們去維萊特爾斯公司找遲桂斌和徐世林，問的的人多了，她開始懷疑公司從事的可能不是正常的業務。但再找這兩個人時她們已經消失了。

　　問及她為什么不報案時，焦慧慧說是因為徐世林曾經發短信威脅她，“他說這件事我也是參與者，如果不報案他就把錢還給我，我就沒敢報。”她說。

　　新型傳銷來襲

　　北京市石景山區檢察院副檢察長萬建成告訴記者，最初公安機關移送案件時，定性的是“集資詐騙”，嫌疑人則自認為是“直銷”。檢察官經過反復探討作案方式，最終認定為新型傳銷案件。

　　根據《禁止傳銷條例》中“傳銷”的定義，在這個條例中對傳銷進行了一個概念的定義：傳銷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 

　　此外，在《禁止傳銷條例》中，反復提到“層級關系”這個概念，一定規律組成層級關系只是眾多傳銷中的一個現象，必須與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行為才有可能涉嫌傳銷。

　　在該案中，維萊特爾斯公司層級關系特征表現得非常清晰：第一層，遲桂斌，維萊特爾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傳銷團伙總負責人，掌管資金和返利操作；第二層，焦慧慧、胡永榮、李先知等人員，傳銷團伙骨干，負責組織北京地區的傳銷；第三層，報單員，維萊特爾斯公司的會員本身也從公司購買產品同時發展下線；第四層，普通會員，維萊特爾斯公司的會員從公司購買產品期望返利但不發展下線。

　　根據《禁止傳銷條例》對“傳銷”概念的規定和對“層級關系”的界定，該案涉嫌傳銷無疑。

　　萬建成認為，該案反映出傳銷手段四個新特點：

　　一是利用注冊公司及虛構國外公司的名義，具有較大的欺騙性。焦慧慧等人自稱是維萊特爾斯（北京）有限責任公司的區域經理，該公司與美國創意有限公司進行合作，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很多被害人正是基于對上述注冊公司、國外公司的盲目信任上當受騙。

　　二是以高額回報、快速回報為誘餌。焦慧慧等人宣稱公司有一種投資項目，投一單（2600元）即可獲得公司會員資格，不僅可低價（或免費）得到公司生產的保健產品，而且一周左右時間就能獲得高額返利（每單返1160元），如果不撤回本金就會一直返利。正是在這種高額回報、快速掙錢的謊言欺騙下，許多人多次投資并拉攏他人投資。

　　三是不強求發展下線。與傳統傳銷區別較大的一點是，焦慧慧等人在引誘他人開始投資時只談投錢即獲回報、多投多回報，不要求投資者發展下線。只有在投資者發現其承諾沒有兌現找他們討說法甚至準備退出時，才告訴投資者應繼續投資或者拉攏別人投資才能繼續得到返利，不強制要求發展下線。

　　四是形式更新，不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會員計酬或返利的依據。焦慧慧等人在給投資者進行計酬或返利的根據是投資者本人投資的數量，而不是其發展下線的數量。也正是這一點，很多受害人認為其不是傳銷。

　　承辦本案的檢察官關振海對記者表示，與傳統理解的以發展下線為特征的傳銷活動不同，該案中，焦慧慧等人在引誘他人開始投資時只談投錢即獲回報、多投多回報，并不要求投資者發展下線。但當投資者發現其承諾無法兌現找他們討說法甚至準備退出時，焦慧慧等人才會告訴投資者應該繼續投資，或者拉攏別人投資才能繼續得到返利。根據國務院于2005年頒布的《禁止傳銷條例》的規定,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都屬于傳銷行為。

　　關振海認為，該案除涉及行為屬于傳銷外，根據我國《禁止傳銷條例》的規定，以下兩種行為也屬于傳銷行為：一是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二是組織者或者經營者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截至記者發稿日，該案仍在審查起訴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