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在和“兩會”代表討論時也作出了加快經濟方式轉變的重要指示。我們要搞清楚加快經濟方式轉變與中國直銷行業發展的內在聯系，充分認識到我國2011年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措施的強力推進，是為中國直銷行業的又好又快的發展提供的又一個十分難得的重要機遇。因此，直銷企業應該緊緊抓住這一重要機遇，注重自身發展方式和轉變，從而在加快我國經濟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再創佳績、再創輝煌！

        一、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是決定中國經濟發展命運的一次重要抉擇

        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從GDP角度看，我國將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是本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第一年，也是“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又到了攸關未來的路口。在經歷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戰爭以及難以名狀的事件后，中國人正準備擁抱久盼的夢想，那就是國家的現代化。當世界以慨嘆的目光，打量這個追趕者60余年砥礪奮發的身影，“1949—2049”這一中國現代化的時間表，也進入了攻堅克難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證現代化的持續性？靠什么續寫“前半程”的輝煌與光榮？中國必須做出抉擇。黨的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早就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已看到一場國際金融危機中傳統發展方式的“軟肋”，所以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 2010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發表重要講話，新的認識飛躍升華，他指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這個時代的命題、發展的課題和現實的難題，期待我們的破解之道。2009年，我們不僅有發展速度的V型反轉，更有發展方式的切實突破。國際輿論敏感地指出，“這個以接近10%的速度飛翔了30年的國家，在關注GDP增速的同時，開始更加關注GDP的構成和質量。”若干年后人們會看到，來自經濟領域的這場深刻變革，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命運的又一次重要抉擇。

        （一）這一抉擇，始于科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源于不變不行的現實憂患。

        金融危機引發的“傳染病”使眾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倒下，中國也面臨“失去免疫力”的危險。假如沒有大規模政府投資拉動，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低點可能會降至1%左右。

        為什么會這樣呢？

        與發達國家金融體系陷入泥沼，危機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不同，中國的金融業健康穩定，對實體經濟的“造血”功能毫發未損，為什么我們也在這場冠名“金融”的危機中受到嚴重沖擊？問題出在經濟發展方式上。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外貿依存度從改革開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帶來與國際市場“同此涼熱”的高風險度。一旦危機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劇下滑，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就必然因為出口的自由落體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更多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依靠資源能源的大量投入來賺取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微薄利潤。“世界工廠”的光環，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貼牌產品的尷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嘯里，這些沒有自己“頭腦”和“心臟”的貼牌企業更容易“沉沒”。

        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低成本優勢、輕自主創新能力，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重財富增長、輕社會福利水平提高，這就是我們長期形成的傳統發展方式。這樣的發展方式不夠注重結構的優化、效益的增加、過程的可持續和成果的共享，難以實現質與量的統一、快與好的統一、物與人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這樣的發展方式與國際金融危機“雙碰頭”，自然會產生強烈的共振效應。雖然金融風暴沒有正面沖擊中國，但“發展方式病”的存在，還是使中國經濟受到了嚴重影響。

        “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客觀上為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難得機遇”，黨中央果敢科學的判斷，堅定了人們以變革促轉型、從危機看生機的決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風暴，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時代命題，開始醞釀初現形態的“質變”，預示著中國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歷程上的重要轉折。

        （二）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始終與時俱進，找到符合時代潮流、符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現代化路徑。

        自18世紀下半葉，蒸汽機吐著白氣推開現代化大門以來，人類文明發生了深刻的嬗變。在現代化進程的大舞臺上，新老大國次第亮相，演繹了各具特色的發展篇章，這當中有一條堪稱規律的結論：一個國家要保持充滿活力、持續向上的發展態勢，關鍵是讓經濟發展方式始終與時俱進，找到符合時代潮流、契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現代化路徑。

        近300年的世界現代化史，就是一部發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業革命，轉向工業立國，才使英國這個孤懸一隅的小島，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為跨越兩個世紀世界發展的領頭羊。正是重視科技發明、信奉“專利制度就是將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國這個原本照搬歐洲技術的學生，成為一個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抓住機遇躍居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并以不斷創新的方式增強綜合國力、鞏固超級大國的地位。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拉美經濟高速起飛，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及時轉型，其人均收入長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進了“拉美陷阱”。同一時期，日本和韓國的工業化高速推進，卻忽視了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企業發展仍以政府為主導，致使一個個“超大企業”缺乏創新活力，技術大多停留在模仿層面，陷入了“日韓困境”。因此，沒有一勞永逸的現代化，也就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方式。在發展方式這個問題上，不變則罔，不進則退，這條兩百多年來錘煉的歷史經驗，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推進現代化的國家理念。

        國際金融危機波瀾未平，一場爭奪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賽”就已悄然涌動：美國將研發投入提高到GDP的3%，創下歷史最高水平；英國著眼發展低碳經濟、數字經濟，“構建英國未來”；歐盟宣布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俄羅斯提出開發納米和核能技術，等等。人們清楚地知道，這樣的結構調整、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前奏，它們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后危機時代”的國家力量對比，重構全球的經濟政治版圖。此時此刻，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僅符合世界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的一般規律，更關系到我們在未來發展中能否擁有新的引擎，在未來競爭中能否獲得新的優勢，在現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三） 10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后四十年必須加快經濟方式轉變。

        新中國成立前的200年，中國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落伍者。現代化之于中國，有夢卻無路。是新中國的誕生，使中國人的夢想有了清晰的“時間表”：用100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

        60年過去了。從中國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離開“中國制造”就將失去舒適的生活，中國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歷史跨越。歐美發達國家用了將近300年，才使10億左右人口進入工業社會；中國僅用了60年，就將13億人帶入工業社會，演繹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傳奇。

        今天，進入現代化的“下半場”，構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模式的諸多要素條件、內外環境、增長動力與機制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如果保持原有發展方式不轉變，未來40年我們將走上一條怎樣的道路？

        這是一條外向發展難以持續的“風險之路”。“危險往往在危機結束之后”，國際金融危機漸行漸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卻有待時日，全球經濟可能進入相對低速增長期；發達國家居民儲蓄率將有所上升、消費率繼續下降，國際市場需求短期內甚至會相對收縮。那種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大進大出”的傳統發展方式，不僅會加大風險，而且在未來難以持續。只有將經濟發展更多建立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上，才能在國際風云變幻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這是一條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的“負重之路”。中國的人均資源能源擁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卻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種“暴飲暴食”型的發展方式，不僅我們自己的國情不允許，全球的資源容量也難以承載。另一方面，我們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負擔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如果沿襲原有的發展方式，“碳排放”將成為無法飄散的憂慮，不僅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也不利于中國對環保這一人類共同責任的主動擔當。

        這是一條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國際產業分工有條“U”型曲線，一端是高利潤的研發、設計、標準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潤的品牌、銷售和服務，中間是低利潤的加工生產。如果不能形成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中國將長期停留在“U”型曲線的中間段，徘徊在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隨著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們所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也將不復存在。

        這是一條人的福利難以增長的“物本之路”。按照經濟學的“激勵相容”理論，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正好與社會實現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當今時代，百姓熱切盼望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盼望公平化、綠色化、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單純物質增長為核心內容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讓人民從發展中分享紅利、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求，是繼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環顧全球，曾經成功啟動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不少，但真正能夠推動現代化進程持續不斷進行下去并最終獲得成功的國家并不多。不少國家在邁入現代化進程后，最初的發展勢頭相當不錯，但后來卻出現停滯，甚至發生逆轉，關鍵原因就是沒有及時對發展方式作出調整。中科院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將遇到資源環境壓力、發展不均衡等挑戰，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現代化的現有“歷史經驗”走下去，中國在本世紀末晉級發達國家的概率僅為4%。

        飛速發展30多年之后，中國走到了這樣的關口。黨中央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現實挑戰的深刻洞察：“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適應全球需求結構重大變化、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競爭中搶占制高點、爭創新優勢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四）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是20世紀以來中國決定現代化命運的第三次重要抉擇。

        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徹底掃清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制度障礙，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社會制度轉型，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一次重大抉擇。

        30年前，我們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殺出一條血路”的決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恢弘巨幕，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使我們這個曾占據人類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現代化進程一個多世紀后，趕上了現代化的最新浪潮。經濟體制轉軌，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二次重大抉擇。

        今天，從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特點出發，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們又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時代命題，并以國家整體發展方式的轉型，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性變革。發展方式轉變，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大抉擇。

        社會制度轉型，經濟體制轉軌，發展方式轉變。三次變革，處于不同歷史時期，源于不同歷史環境，反映了我們黨引領中國發展進步能力的不斷提高、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如果說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擇，打下了中國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創造了新中國60年國強民富的輝煌成就；第二次“經濟體制”抉擇，激活了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源泉，帶來了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那么這次“發展方式”抉擇，將確定中國現代化的正確路徑，奠定未來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格局。

        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方式并非僅僅涉及經濟增長，它同時涉及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消費行為、文化、人與人的關系等各個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起來是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實質上“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在我們黨總體戰略布局中提出，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8個“加快”關涉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深刻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全局性戰略意義。

        （五）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

        轉變發展方式是現代化進入一定階段后各國普遍面臨的挑戰。成功應對這個挑戰，就能保持現代化的連續性，否則，發展代價會越來越大、空間會越來越小、道路會越來越艱難。

        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黨中央就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進入新世紀，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思想，黨的十七大更明確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多年來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有一定成效，但經濟發展總體上仍呈粗放狀態。“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驅之不散，重速度輕效益、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財富增長輕民生投入的現象還在一些領域存在。特別是當前，轉變的步伐更明顯落后于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與抓緊解決經濟運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適應，與有效應對國際經濟風險挑戰的要求不相適應，與實現科學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久推難轉”、“轉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轉變的艱巨性。在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體制機制下，那些經濟總量大、增長速度快的地區，自然會受到某種激勵，盡管這些地區發展效益、質量并不顯著，甚至環境污染嚴重；在價格形成機制不能真正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代價的背景下，企業總是能夠輕易獲得廉價生產要素并賺取高額利潤，自然不會去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以發展速度和規模論成敗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擺得再高，也有可能還是緊盯速度，“好”讓位于“快”。

        沒有體制的突破，就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每一個具體的轉變，都要面對深刻的利益調整，也可能會帶來新的矛盾問題，甚至暫時看不到明顯的成效。加快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關鍵在于扎扎實實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以改革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經歷化蛹成蝶的陣痛之后，我們將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舞臺。

        二、直銷行業要充分認識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中國直銷行業加快發展的重要機遇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然是決定中國經濟發展命運的重要抉擇，直銷行業就應該認真學習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加快經濟方式的重要指示，充分認識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是中國直銷行業加快發展的重要機遇的基本道理。

        （一）直銷行業要深刻理解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意義、方針政策和基本路徑。

        直銷行業要充分認識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是中國直銷行業加快發展的重要機遇的基本道理，首先要深刻理解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意義、方針政策和基本路徑。

        1、重大意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項重大戰略

        中國經濟保持一定增速并不難，真正的難題是調結構。去年年底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將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一個重頭戲。 

        去年中國經濟出現“V”型翻轉，全年“保八”任務已經完成。今后經濟結構調整要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為重點，以穩步推進城鎮化為依托，優化產業結構，努力使結構調整取得明顯進展。而就在一年前，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襲，各國猝不及防之際，抵御危機、制止衰退成為頭等大事。中國在推出4萬億一攬子振興規劃的同時，提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惠民生”的總目標。在抗危機中堅持改革，在提振經濟中調整結構，無異于在一艘巨輪在抵御風暴中調整發動機，中國選擇了最難的一條路。對此，當時許多業內外人士表示懷疑。時隔一年多，在我們盤點2009年成績時，可以看到不僅經濟總體走勢已經企穩回升，而且結構調整也在穩步推進，在全球率先實現了經濟形勢總體回升向好。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早在去年3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東莞考察時就敏銳地指出，如果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幾個月后，警告變成現實。曾經因“東莞一堵車，世界就缺貨”而引以為豪的東莞，成為“金融風暴”登陸中國的“第一站”。痛下決心，調整結構，東莞市毫不含糊，提出了“忍住暫時的陣痛，忍住暫時速度的放緩，忍住暫時收入的減少，忍住社會的非議”。這四個“忍”字表達了結構調整的堅定決心。當前，東莞經濟企穩回升，產業優化好轉。去年前10個月，東莞市實現生產總值3066.21億元，同比增長3.8％，出口總額445.2億美元，下降20.4％，降幅比年初收窄3.8個百分點。

        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對落后生產力是“危”，對先進生產力是“機”；對傳統發展模式是“危”，對科學發展模式是“機”。當危機的沖擊波伴隨著油價的巨幅波動襲來時，遼寧盤錦這個資源型城市為他們幾年前開始的產業轉型而慶幸，也由此看到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巨大前景和抗風險性。石油是盤錦市最大的資源優勢。但是“因油而生”的城市所固有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十分單一的劣勢，成為無法回避的近憂遠慮。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路在何方？盤錦市提出“不靠油又不棄油”的轉型方向，一方面大力發展石化產業，努力延長石油產業鏈，另一方面積極嘗試向石油產業鏈的上游拓展，打造全國石油裝備制造基地。目前，盤錦石油裝備制造基地聚集了150多家石油裝備制造和服務企業，全國首臺超低溫鉆機頂部驅動裝置、全國單車最大車載式連續油管作業機、世界上最大的陸地鉆機成套中心。從去年下半年以來，越來越多帶有“盤錦創造”標簽的裝備產品出現在國際市場上。

        進入企穩回升的“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當經濟大幅下滑趨勢得到抑制并轉入企穩回升通道后，一些固有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將更加突現凸顯，結構調整任務由此更加繁重。瞄準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成為當務之急。就目前來看，要做好四個方面的結構調整。 

        一是在調整消費結構中，要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推動最終消費。 消費水平的高低最終取決于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未來預期，因此，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通過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加強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讓城市廣大中低收入者安居樂業。為了擴大農村消費，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將進一步實施，如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工作，家電和汽車以舊換新政策，增加農機購置補貼，加大農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二是在調整城鄉結構中，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城鎮化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極為重要的動力，我國城鎮化水平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有1000多萬農民轉化為城里人。把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與推進城鎮化結合起來，重點放在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上，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有利于釋放資源、土地方面的壓力，也更有利于降低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成本。

        三是在調整產業結構中，要把握好存量和增量的關系。一方面抑制過剩產能，一方面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隨著“后危機時代”的來臨,全球將進入一個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時期：美國提出將研發投入提高到GDP的3%這一歷史最高水平;歐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俄羅斯提出開發納米和核能技術。我國正抓緊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總體思路，重點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第三代移動通信、三網融合等產業的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落實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和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大力推進技術改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召開前夕，首次提出“碳減排目標”，即將在2020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中國能否實現“減排承諾”，調整產業結構是治本之道。由于重工業占國民經濟比重較大，使得中國面臨嚴峻的環境壓力和減排壓力。鋼鐵、水泥等行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對中國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產生了負面制約。當前，加快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明年我國將繼續加強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建設，開展低碳經濟試點，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四是在調整區域結構過程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產業有序轉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只有堅定不移調結構，腳踏實地促轉變，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不斷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國經濟前進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寬廣。

        2、方針政策：抓改革、調結構、促轉型

        當前，應抓住經濟回升而且比較穩定的時機，更多地關注抓改革、調結構、促轉型，使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技術基礎和結構基礎更合理、更堅實。

        去年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我們在保增長、擴內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對于中央提出的調結構要求，不少地區落實得不夠理想，具體表現為一些能耗高、排放大的項目重新上馬，一些新興行業盲目擴張。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也暴露出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缺陷，特別是為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制度建設嚴重滯后，信貸擴張對小型、微型企業支持不夠。一些大城市房價上漲過快，存在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的隱憂。在危機沖擊下，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的問題進一步凸顯。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導致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利潤空間縮小。前些年投資和出口增速快但效率低，在國內外需求收縮的背景下，產能過剩問題突出。

        我們還應當清醒地看到，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正在發生深刻而重大的調整，以綠色、智能和可持續發展為特征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孕育著突破。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力圖在新能源和低碳經濟等先導產業和先進技術的國際競爭中占領制高點，形成后危機時期的競爭新優勢。西方國家要求我國減少碳排放、減少出口、加快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加大。這些勢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嚴峻挑戰。

        有鑒于此，我們必須增強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緊迫感，密切關注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的新動向，謀劃跨越危機的新舉措，在調結構、促轉型上下更大的功夫，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爭取主動。應善于搶抓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市場機遇和發展空間，加快自主創新，積極發展戰略性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努力在新能源、清潔能源、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方面走出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切實推進結構升級；善于利用國際企業重組并購成本降低的時機，有效吸引多種外部資源和要素，提升我國企業競爭力；促進國內區域合作與合理布局，形成地區優勢互補；促進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整合，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

        用信息技術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應成為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主要技術路線，也應成為調結構的重要著力點。我國能源稟賦結構以煤炭為主，資源枯竭地區和老工業基地眾多，促進經濟轉型和發展接續產業的任務緊迫而繁重。同時，我國制造業實力較強，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體系比較齊全，熟練技工充裕，又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雙加速的發展階段，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加快運用信息技術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可以把我國在市場需求、成本、規模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有利條件組合起來，形成新優勢，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點，極大地提升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權。

        調結構、促轉型要取得預期成效，必須抓緊推進改革和體制創新。應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在財政稅收體制、金融體制、資源價格體制、統計考核評價體系和技術創新激勵機制等方面，科學民主地設計改革方案，凝聚改革共識和動力，協調推進各項改革。可以考慮的改革舉措主要有：發展多層次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金融機構反應機制；激活社會自主投資，改善創業環境，加大支持中小企業力度，特別是盡快完善對小型、微型企業的金融服務體系；加快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推進資源環境稅和流轉稅改革；完善穩定樓市政策，加快相關制度建設，抑制資產泡沫，等等。去年價格總水平很低，為今年推進資源價格體系改革調整提供了較大空間，應抓住這個有利的改革時機。刺激技術進步、推動結構調整靠什么？很重要的是校正扭曲的要素價格，讓真實的市場信號起基礎性引導作用。

        3、基本路徑：做到“三個警惕”

        2009年，在中央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和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國經濟率先實現總體回升向好。在看到取得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我國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內在動力仍不足，經濟運行中的新老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調整經濟結構不僅勢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緩。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深層次問題。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經濟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長。與此同時，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也在不斷累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消費需求不足；產業結構偏重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滯后;資源能源消耗過多，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等。事實證明,這種過分依賴外需而忽視內需,重投資輕消費,重二產而忽視一、三產，重大企業而忽視中小企業，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生態環境的結構性不合理現象，必然是難以為繼，必須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另外，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將處于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外部需求收縮幅度進一步加大，科技領域競爭日趨激烈，產業升級調整日漸加快，這些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既形成了巨大壓力和倒逼機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此時，如果我們再不搶抓機遇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那么經濟發展代價只會越來越高，發展空間只會越來越小，發展道路只會越走越艱難。

        目前，我國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從國內經濟發展新的水平看，過去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內部條件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新的更緊迫的要求，改革已勢在必行。比如，我國產能過剩矛盾日漸加劇，迫切需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生產要素成本趨于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和勞動力成本趨于上升，迫切要求推進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解決這些問題，根本上得靠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關鍵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實效。

        理論上看，速度和結構都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速度過快或過慢都會帶來嚴重問題，而經濟結構不合理則會帶來更大危害。長期以來，我國在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付出了諸多結構失衡的代價,特別是在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方面的失衡表現得尤其突出。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結構失衡問題的弊端充分顯現，給我國的經濟運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面對這些沖擊和困難，科學解決之道在于促進經濟較快增長的前提下調整經濟結構。只有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前進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才可以通過科學發展的方式得到有效解決，反之，低速增長或負增長將無法為結構調整帶來必要的空間，不僅不能使結構性問題得到改善，反而會使之更加惡化。

        從短期來看，“保增長”與“調結構”難以回避一些固有的矛盾。例如，當前就業問題仍是我國面臨的嚴峻問題，要拉動就業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為調整結構而減少投資，則就業無法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難以獲得，消費內需無法提振；如果為維持就業而擴大投資，則產能需要通過出口加以吸收，否則產能過剩，經濟增長則難以為繼。因此在總量保增長的同時，我們應更多思考速度和結構之間的辯證關系，避免總量增長加劇結構失衡。 

        近年來，我國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為契機，出臺了抑制產能過剩、推動機制創新、制定產業規劃、推進區域協調等一系列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大改革措施和規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并已在一些領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總體來看，結構調整步伐還跟不上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展，與抓緊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適應，甚至在某些領域還付出了結構惡化的代價，因此必須要警惕總量刺激計劃加劇結構失衡的問題。 

        一是警惕投資與消費的失衡。數據顯示，迄今為止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來自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資產投資。去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3.5%，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57.4%。相比之下，消費增速依然乏力，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15%。在投資的強力拉動下，產能過剩矛盾進一步突出，甚至一些有發展前途的新興產業，如太陽能、風能等也不同程度存在盲目發展、重復建設等問題。 

        二是警惕經濟增長與所有制結構失衡。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中，一些政策向國有企業傾斜，而對經濟健康至關重要的中小企業未能充分享受到政策的普惠，在某些經濟領域還有可能受到國企市場擴張的排擠。民企困境得不到有效緩解，客觀上會對民間資本形成“擠出效應”，使投資主體趨于單一。 

        三是警惕經濟增長與就業的失衡。作為勞動力優勢突出的制造業大國，中國的出口總額占GDP比重超過1/3。目前，4萬億投資直接拉動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領域，能夠部分擴散到鋼鐵、水泥、電氣設備等上游工業企業。而原先出口需求主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往無法直接受益，多數行業在這個需求結構切換過程中不能顯著改善其行業景氣度，因而出現總需求企穩，但就業形勢依然緊張的局面。 

        （二）經濟方式的轉變關鍵是擴大內需，我國內需潛力巨大，消費政策仍需完善，這對直銷行業是一個利好的政策信息。

        無論是著眼于短期應對外部危機沖擊，還是著眼于長期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都必須依靠內需主導型戰略發展自己。2009年我國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之所以能夠迅速見效，投資和消費這兩大內需潛力的釋放是根本依托。預計今年的投資需求仍會保持比較強勁的勢頭。去年實施的經濟刺激計劃帶動投資需求的巨大增長會保持其慣性。今年刺激投資需求的計劃仍會帶動2萬億元投資規模，加上社會投資逐漸活躍，再考慮到結構性減稅和加強對小企業金融服務等改革措施會促進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的投資，今年投資需求將會呈現比較正常的快速增長。

        擴大消費需求是我們多年的努力方向。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7.6％，是全世界最快的。當然，消費增長也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主要是居民消費支出的年均增速慢于GDP增速，最終消費增長慢于投資增長，因而導致投資率高企而消費率下降。短期原因在于，應對危機的措施使得投資增長更快。長期原因在于，收入分配還不夠合理，工薪收入增長慢于利潤增長，居民儲蓄增長慢于政府和企業儲蓄增長，導致收入分配結構失衡；我國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雙加速階段，對投資和消費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還要看到，消費決策屬于個人和家庭行為，根本上取決于現期收入和未來收入預期所決定的預算約束，刺激消費不像刺激投資那樣見效快。為繼續擴大消費需求，應在堅持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刺激消費政策的同時，設計針對性和導向性更強的政策組合。

        一是結合小城鎮規劃和鄉村規劃，支持農村危舊房改造和農民自建住房。國家宜采取補貼政策，支持建材和裝修材料下鄉、下小城鎮。在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由溫飽型向小康型升級的過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費熱點主要是買房子、買轎車，而農村居民則主要是蓋房子和裝修，改善居住條件。農民這方面的需求潛力巨大，亟待調動和滿足。這是一項力度大、影響深遠的鼓勵消費政策，不僅能刺激消費，而且能拉動生產、就業和投資；不僅涉及農村，而且會擴散到小城鎮，影響城鄉統籌和城鎮化進程，因此應當注意做好相關規劃。

        二是可以考慮把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一部分轉化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低收入群體困難補貼。此類補貼可采取消費券的形式發放。目前雖然已規定一部分減持的國有股納入社會保障基金，但這并不能直接轉化為居民短期消費。應拓寬思路，使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一部分通過增加政府公共服務開支等形式，直接用于支持居民短期消費。

        三是研究調整奢侈品稅收政策，兼顧好刺激消費與引導綠色消費的目標。消費奢侈品是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升級和需求多元化的客觀趨勢。應把大量對奢侈品的購買力留在境內，為拉動消費作貢獻。降低奢侈品稅率或許有助于做到這一點。同時，也需要通過環境稅的配合，抑制奢侈品消費帶來的資源環境損失。我們既要鼓勵消費，也要引導居民形成健康、綠色、可持續的消費習慣。

        新興經濟體目前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我國作為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在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持續快速增長后，發展階段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開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并帶來需求結構的戰略性升級。在發展階段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共同作用下，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條件開始發生重要變化。在此背景下，以調整經濟結構為重點，以建設消費大國為主線的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作用凸顯，并成為我國經濟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歷史新起點。我國內需潛力巨大，消費政策仍需完善，這對直銷行業是一個利好的政策信息。這是因為：

        1、消費主導時代的轉型與改革，為直銷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

        我國正在走向消費大國，今后需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的戰略性轉變，這是由兩個基本因素所決定的：第一，隨著我國由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轉變，需求結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例如，居民消費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費品升級、由私人產品向公共產品需求升級、由物質追求到人的自身發展追求的升級。擴大公共產品消費需求已成為適應我國發展階段變化的內在要求。第二，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環境會更為復雜，歐美等發達國家消費需求萎縮將成為中長期趨勢。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我國需要盡快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逐步降低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

        我國正在進入發展型新階段,這將伴隨一個消費需求大幅上升的時期。但由于多種因素，近來我國消費率提高并不明顯。從2009年情況看，前三個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1%，但在7.7%的GDP增長中，投資貢獻(7.3個百分點)仍大大高于消費貢獻(4個百分點),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尚顯不足。

        隨著國內需求結構變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縮，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增長是必然選擇，并有可能在未來五年左右將居民消費率提高5-10個百分點。關鍵就在于在加快調整消費和投資關系的同時，需要加快推進相關領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全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盡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由此引導居民的消費傾向；第三,加快財稅和金融體制轉型，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消費型金融體制的建立；第四,推進投資體制改革，實現投資結構重點由生產性投資向消費性投資的轉變。

        消費主導型時代的轉型與改革，無疑為我國直銷行業的發展又一次提供了契機。隨著國家進一步鼓勵消費政策的出臺和實施，直銷產品在城鄉的消費就會大幅增加，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2、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轉型與改革，使我國直銷行業發展的空間加大。

        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伴隨著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公共產品供給有助于調節居民消費傾向。改革開放30年，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而反映居民消費意愿的重要指標的平均消費傾向卻在總體上持續下降。1990-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傾向與農村居民醫療教育消費支出比重的相關系數為-0.66，城市居民消費傾向與城市居民醫療教育消費支出比重的相關系數為-0.73。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義增長13.9%，但居民社會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長36%。這說明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不夠是城鄉居民消費傾向持續走低的重要因素。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有助于調整政府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初步測算，未來十年，實現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的目標，公共服務支出年均增長率至少要達到5%左右，投資總額將達到15萬-20萬億元。以此測算，未來三年在已確定的8500億元醫療衛生體系建設支出的同時，在義務教育領域需要1.3萬億元左右的投資,在基本社會保障領域需要2.2萬億元左右的投資，三項支出約占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這個基本公共服務投資計劃，可在未來五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體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并為建立一個低水平、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險體系奠定重要基礎。以這樣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水平為起點,估計未來三年左右，消費率可提高5-10個百分點；未來十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轉型與改革，使我國直銷行業發展空間加大。公共產品的提供，目的是調節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這幾年，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一般在生產領域。也就是說，城鄉居民的生產性消費要比生活性消費多得多。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轉變，政府公共產品供給的指向是鼓勵城鄉居民擴大生活性消費，這就為我國直銷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空間。今年，政府對城鄉居民的生活性消費方面會推出一系列的鼓勵政策，盡管這些政策與直銷行業發展掛鉤不緊但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因為直銷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促進城鄉居民的生活性消費。所以，今年的五年，我國直銷行業發展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大。

        3、低碳經濟時代的轉型與改革，我國直銷行業在社會上的認知度將會越來越高。

        低碳經濟是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它不僅是本世紀人類最大規模的環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革命。后危機時代，低碳經濟將成為全球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的重要驅動力。世界進入低碳經濟時代，我國的大國作用和大國責任不斷凸顯。我們既要看到國際上的某些復雜因素，更要看到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低碳經濟時代的責任和作用。主動應對減排挑戰、發展低碳經濟，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和改革的選擇問題：第一，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第二，推進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第三，推進環境產權制度改革；第四，推進碳交易體制機制建設。加快推進這些改革，將大大加快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進程。

        低碳經濟時代的轉型與改革，我國直銷行業在社會上的認知度將會越來越高。大家知道，直銷行業實際上是一個低碳經濟經濟的行業，直銷產品從生產到消費者的過程中，它所消耗的能源是很低的。因此，直銷行業與其他行業相比，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低碳環保，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看，社會會不斷肯定直銷這個行業，國家也會不斷支持這個行業。

        （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的是改變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直銷可以在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過程中得到較快發展。

        去年“兩會”后，一直被寄予厚望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上交國務院后被退回，目前正由國家發改委緊張修改，不久將再次上報國務院。據介紹，該《細則》共分為四個部分，一是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二是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資性收入；四是通過稅收手段主要是個人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其中，個稅調整的一個最大突破就是確定了一個方向：個人所得稅將按照家庭為主體征收。

        這一輪改革的整體思路，大體上可以概括為“提低、擴中、調高”，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且通過財稅政策對高收入群體進行二次調節。目前的政策如果說在“提低”方面有切實成效的話，“擴中”和“調高”則乏善可陳。政策很難在“擴中”方面直接發揮作用，是因為一個國家中產階層的擴大，和整體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擴中”的整個過程可能要持續一二十年的時間，政府很難從行政上直接介入。在“調高”這個政府本應大有作為的領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公眾最為關注的物業稅和遺產稅，具體推行仍無時間表。實際上，在“調高”方面至少有兩件事情可以做：一是解決公務員收入過高，二是解決國有壟斷行業收入過高。但是，利益調整阻力大，收入分配涉及財稅體制改革、社保制度設計等多個層面，政策設計和重構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很多利益的根本性調整，絕非短期之內可以完成。比如，要對高收入群體的二次調節，最重要的手段還是打破壟斷，但這需要時間和智慧。

        房價高漲不會為居民帶來財富，進一步導致社會分配不公。放任自流的畸高房價已經與中央倡導的“以人為本、關注民生”的指導思想背道而馳，已經在擴大社會本來就分配不公的程度，已經在抑制百姓的消費，已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攔路虎。住房價格暴漲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分配不公。畸形房價其實是在扭曲再分配的公平和公正。一個畸高房價把大多數普通百姓的血汗錢都再分配給了地方政府、開發商和投資投機者等強勢群體,大大放大了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

        中央一再要求加快經濟方式轉變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改變目前的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作為直銷這一行業，由于其低門檻的就業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從業人員初次分配的收入。就是說，直銷產品通過直銷人員的推銷，其30%左右的利潤是作為直銷人員的經濟報酬的。在初次分配中直銷人員得到30%的經濟收入，基本上體現了公正與公平的原則。這種公正與公平的分配，會吸引大量的無業人員和下崗失業人員從事直銷，從而使我國的直銷行業在國家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過程中，得到較快發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直銷的獎金制度一般都建立在公正、公平的基礎上，是一個比較科學的薪酬制度。比如安利的獎金制度，美國哈佛大學作為經典的分配制度來推崇的。所以，直銷的獎金制度體現了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目的，加快發展直銷行業符合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我相信，只要國家公正、公平的社會分配政策真正落實處，我國直銷行業就會得到大發展。

        三、抓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遇，中國直銷行業實行自身發展方式的轉變是關鍵

        我國加快經濟方式轉變對中國直銷行業來說，確實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要真正抓住這一機遇也絕非是件易事。我認為，抓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重要機遇，關鍵是要中國直銷行業要實行自身發展方式的轉變。

        （一）中國直銷行業發展方式上存在的弊端

        直銷模式在中國已有20多年的發展歷史。20多年來，我國的直銷發展方式基本上沿襲國際上直銷的發展方式，所不同的是，我國的直銷企業由于受《直銷管理條例》、《禁止傳銷條例》的約束，紛紛開辦了店鋪，但還是以人員銷售為主的發展方式。目前我國直銷行業發展方式雖然從總體上看是符合直銷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的，但也存在著不少弊端需要加以克服。主要表現在“五重五輕”：

        1、“重外資企業輕內資企業”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從《直銷管理條例》、《禁止傳銷條例》的制定，到國家對直銷行業的監管，一個“重外資直銷企業輕內資直銷企業”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我們注意到，中國的直銷行業發展，外資直銷企業確實作出了重大貢獻。比如，安利（中國）在中國的發展，其貢獻不僅僅表現在為國家安排就業、繳納接收、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對直銷行業來說，安利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為中國直銷行業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直銷人才。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內資直銷企業的高管，是從安利中走出來的。所以說，沒有外資直銷企業在中國的貢獻，也就沒有今天中國直銷行業的快速發展。但是，作為國家政府部門，不能因此就重外資直銷企業而輕內資直銷企業。大家知道，國家商務部目前批準的直銷企業有24家，大部分是外資直銷企業，內資直銷企業占比就很小。這就是“重外資直銷企業輕內資直銷企業”的最好的明證。另外，在打擊傳銷的過程中，外資直銷企業受到沖擊的很少，而受到沖擊最多的就是內資直銷企業。內資直銷企業發展模式是從外資直銷企業那兒學來的，為什么在打擊傳銷中受到沖擊的大部分是內資直銷企業，根本的原因是國家政府部門“重外資直銷企業輕內資直銷企業”的思想在作崇。

        2、直銷企業之間的“重競爭輕合作”的狀況依然存在。

        目前我國的直銷企業之間雖然有一定的聯系，但“重競爭輕合作”的現象十分嚴重。實際上，直銷行業企業之間是可以合作的，比如廣東省的直銷企業聯合發表抵制傳銷的聲明，就說明了直銷企業之間合作的重要。但是，我們更多　地看到是的不正當的競爭。比如，直銷企業之間采取不正當的手段“挖”人才，甚至出現相互詆毀的情況。這是一種惡性競爭，必須引起全行業的注意。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直銷運作封閉性的特點使直銷企業之間“老死不相往來”，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起了作用。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必須引起大家關注。

        3、直銷企業“重制度輕文化”的現象比較嚴重。

        直銷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個不良的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這就是“重制度輕文化”。我們發現，如果有一家直銷企業的制度通過重新修訂，產生了積極的效應，緊接著其他企業把制度改得更有吸引力，形成了一種炒作的氛圍。而在企業文化建設方面卻顯得不夠努力。誠然，直銷企業的獎金制度是運作市場的重要手段，如果獎金制度沒有吸引力，整個市場也就沒有活力。但是，獎金制度不是直銷企業運作市場的唯一手段，如果企業文化建設跟不上去，再好的獎金制度也不可能產生良好的積極效果。我常說，直銷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現象。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一個沒有文化的軍隊是一個愚蠢的軍隊”一樣，如果直銷企業不注重文化建設，這個企業也就是愚蠢的企業。所以，直銷企業“重制度輕文化”的現象一定要克服。

        4、“重‘快’輕‘好’”的發展思路在直銷企業中很普遍。

        什么叫“重‘快’輕‘好’”？ “重‘快’輕‘好’”就是指注重發展速度忽視發展質量。這個問題在直銷企業中很普遍。中央要求全國的經濟發展要做到又好又快，為什么把“好”字放在前面？這是因為沒有質量的經濟，發展速度越快就越糟糕。直銷行業也是如此。一些直銷企業片面追求發展速度，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違規的情況。因此，直銷企業“重‘快’輕‘好’”的發展思路一定要調整，必須要做到“好”字當頭，“快”中“好”中，又好又快地發展直銷行業。

        5、國家監管部門“重監管輕服務”的問題沒有根本改變。

        直銷作為一個特殊的行業，國家監管部門加大監管力度是正確的，而且也是必須的。但是，監管力度加大，不等于直銷是一個問題行業。大家知道，我國的個體經濟，在改革開放前國家是嚴加控制的。改革開放后，國家逐步放開個體經濟，現在成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直銷行業也是一樣。因為我國的傳銷活動還十分猖獗，國家為了防止直銷企業涉嫌傳銷加大監管力度，對整個直銷行業發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但是，直銷行業與其他行業一樣，十分需要國家監管部門的服務。然而，盡管直銷行業對政府的服務十分迫切，但政府監管部門“重監管輕服務”的問題始終沒有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尤其嚴重的是，少數地方的政府監管部門產生了權力尋租的腐敗。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直銷企業就成了二等企業公民，發展就必然受到影響。因此，政府監管部門對直銷行業一定要加大服務的力度，把監管的落腳點放在服務上。

        （二）直銷行業要充分認識轉變自身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直銷行業發展中以上“五重五輕”的弊端，深刻地告訴我們，直銷行業轉變自身發展方式的緊迫性越來越大。我建議，直銷行業要在以下方面充分認識轉變自身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1、從全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看直銷行業轉變自身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直銷行業轉變自身發展方式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議題。中央提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同樣適用于我國的直銷經濟。如果全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在轉變，而我們直銷行業行業發展方式不轉變，勢必會導致直銷行業這個“小球”不能圍繞全國經濟這個“大球”轉，甚至會被全國經濟這個“大球”甩出軌道。因此，從全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們就會看到直銷行業轉變自身發展方式是何等的緊迫。

        可能有的同志認為，直銷行業有其發展的獨特性，自身發展方式有其固定的模式，不需要跟著轉變。這種模糊的認識千萬要不得。要知道，直銷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全局性的任務，直銷行業不可以也不可能游離于這個全局。全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會推動直銷行業發展方式的轉變，所以，這個緊迫性我們必須要充分認識，不然，直銷行業在全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就會處于被動局面。這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必須要有這方面的緊迫感，在全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實現直銷行業自身發展方式的轉變。

        2、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關系的調適上看直銷行業轉變自身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什么叫生產關系？什么叫生產力？這在政治經濟學的教科上能找到現成的答案。生產力是指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和他們所使用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從而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力量，也就是人類在生產過程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并獲得適合自己需要的物質資料的能力。它是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生產力包括三個要素：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它的具體內容包括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人們在生產中一定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一定的交換關系、一定的產品分配和消費關系。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就是決定與反作用的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和服務生產力的發展。目前，在我國的直銷行業，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比如多層次直銷的禁止開放，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這樣的情況下，直銷行業不轉變自身發展方式可能會導致發展的舉步維艱。我們一定要有這方面的緊迫感，在生產關系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直銷行業主動轉變自身的發展方式。這樣，才能加快直銷行業的發展。

        3、從行業發展本身存在的弊端看直銷行業轉變自身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上面我們談了直銷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五重五輕”的弊端，這“五重五輕”的弊端，是阻礙直銷行業發展的絆腳石，必須要根除這些弊端，以確保我國直銷行業的健康發展。如果我們不實現直銷行業自身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些弊端就根除不掉，直銷行業的發展也就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從行業發展本身存在的弊端看，直銷行業轉變自身發展方式也顯得十分緊迫。

        我們應該明白，直銷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五重五輕”的弊端，是一種不良的發展方式，是我國舊的經濟發展方式在直銷領域里的反映。所以，當國家對舊的經濟發展方式進行轉變時，直銷行業在發展中形成的不良發展方式也就到了非轉不可的時候了。如果直銷行業不主動對自身發展方式實行轉變，那么我國直銷市場就會越來越混亂，甚至會出現組織、領導傳銷的人利用直銷企業這個平臺進行傳銷的情況。我們應該時刻保持應有的警惕性。

        （三）直銷行業在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自身要實行“五大轉變” 

        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實施的第一年。為了使中國直銷行業在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加快發展，從2011年起到2015年這五年間，直銷行業自身要做到“五大轉變”：

        1、從注重研究微觀向注重研究宏觀轉變

        長期以來，我國的直銷企業只注重研究微觀，對自己如何發展研究得十分深透，而對國家宏觀層面研究不夠，形成了“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不良習慣。如果長期下去，只能是微觀越來越“微”，對中國直銷行業的又好又快發展是很不利的，必須要徹底改變這一狀況。

        對直銷企業的領導層，特別是董事長、總經理來說，一定要有足夠的時間研究國家的宏觀層面，比如，中央級的媒體必須要天天看。我到一些直銷企業，發現董事長、總經理辦公室里沒有《人民日報》、《經濟日報》，這說明他們對這兩份中央黨報是不注意看的。中央級紙質媒體有“三報一刊”，這就是《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和《求是》雜志。如果要想把自己的直銷企業做大做強做久，這“三報一刊”是不能不看的，因為她們是黨中央的喉舌，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聲音是通過這“三報一刊”傳達的。另外，中央電視臺每天的“新聞聯播”也要常看，她同樣的是黨中央的喉舌，同樣傳達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聲音。中央級新聞媒體，是我們直銷企業研究宏觀的重要渠道。希望所有直銷企業的負責人把看“三報一刊”和“新聞聯播”作為自己的必修課，從而在研究“宏觀”中搞活自己的“微觀”。

        2、從注重行業本身向注重全國經濟轉變

        注重行業本身，對直銷企業來說是必須的，但如果只注重行業本身而不注重全國經濟，直銷發展的路子將會越走越窄。因此，我們必須要從注重行業本身向注重全國經濟轉變。

        我們應該明白這樣一個道理：直銷行業不是游離于全國經濟之外的，直銷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我們一些直銷企業在這方面的認識很模糊，認為直銷經濟是“沒娘的孩子”，國家只會加大監管力度不會大力支持，因此，沒有多大精力去關注全國經濟。現實告訴我們，全國經濟這一盤棋上，直銷雖然是一粒棋子，也很可能是一個“小卒子”，但其作用是不可小覷的。2008年，中央積極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有的政策措施對直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所以，這兩年來我國直銷發展很快，為國家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作出了貢獻。中央提出轉變經濟結構，促進城鄉居民消費的政策，直銷這個“小卒子”在全國經濟一盤棋上就可以“過河”，大展身手。實踐證明，如果只注重行業經濟本身，直銷發展就會很困難，如果注重全國經濟，直銷發展就會道路越走越寬闊。

        3、從注重國內市場向注重全球市場轉變

        我國的直銷企業在五、六年前就已開始發展國際市場了，但是總體上看，直銷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力度遠遠不夠。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的情況下，直銷企業要把開發國際市場作為一個重大戰略來實施。大家知道，現在美元一直在貶值，大部分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失業率很高，光美國就有2500萬人沒有工作，其他西方國家沒有工作的人也很多。這是我們開拓國際直銷市場的大好時機。這次實施直銷國際化戰略與過去開拓國際直銷市場有著根本的不同。過去是被動開發國際市場，因為中國只允許單層次直銷，加之有的企業沒有直銷牌照，是被“逼”到國外發展直銷的。這一次則完全不同，是在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西方國家失業率加大的情況下主動到國外開發直銷市場的，不僅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也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所以，所有直銷企業應及早從注重國內市場向注重全球市場轉變。

        4、從注重發展速度向注重發展質量轉變

        中國直銷的發展，由于種種原因，大部分直銷企業十分注重發展速度，但對發展的質量重視不夠。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在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直銷行業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始從注重發展速度向注重發展質量轉變。一是直銷企業的文化建設要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經過幾年的發展，我國獲得直銷許可證的直銷企業，在文化建設方面下了很大氣力，很多直銷企業的企業文化已在行業中廣為傳播。今后，我國直銷企業的文化建設要在與系統(團隊)文化和民眾的消費文化的結合上有新的突破。二是直銷企業高管隊伍基本穩定。因為2010年以前，直銷企業高管隊伍一直不夠穩定，特別是職業經理人隊伍“跳糟”的比較多。2011年，我國直銷企業高管隊伍要基本上做到“一個蘿卜一個坑”地就位，不要再出現象以往高管隊伍不夠穩定的現象。三是直銷市場競爭要明顯有序。過去的幾年，我國直銷市場處在“春秋戰國”時期，惡性競爭的情況比較嚴重。從2011年開始，這種惡性競爭的現象，在直銷市場上要明顯減少，全面控制直銷團隊整建制“平移”的奇怪現象。只有提高了直銷發展的質量，中國直銷行業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5、從注重物本為主向注重人本為主轉變

        物本為主與人本為主的最大區別在于直銷企業看重的是業績還是人才。一些直銷企業，特別是內資直銷企業，一進入直銷行業就想一下子突破銷售額億元大關，甚至要求得更多。因此，前一時期，一些直銷企業在獎金制度上大做文章，甚至不擇手段地“挖墻腳”，相互詆毀。這樣的結果，業績上不了不說，反而導致人才的流失。因此，在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直銷行業一定要從注重物本為主向注重人本為主轉變。要大力加強人才的教育與培養，把我們的直銷人才培養成為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專業人才。什么叫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專業人才？我的理解是不僅僅在直銷方面是一個專業人才，更重要的是從事直銷的思想境界一定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標準。為什么有些人今天在這家企業說什么“這是我的最后一站”，離開后到另一家企業也說“這是我的最后一站”呢？說到底，這是個人的境界不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標準。這樣的人越是專業，對企業的破壞力就越大。因此，直銷企業一定要大力培養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直銷人才，這是注重人本為主的關鍵。

        從注重物本為主向注重人本為主轉變，必須要十分關懷直銷人員。直銷人員奮戰在直銷的第一線，十分辛苦，作出的貢獻很大。直銷企業一定要對直銷人員給予更多的人文關懷，讓他們生活得更有尊嚴。現在直銷人員的激情普遍下降，隨之而來的是各直銷企業的業績也處于不穩定狀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直銷企業對他們的人文關懷不夠。我們一定要在這方面有創新的措施，讓他們真正感到直銷企業就是他的家，直銷就是自己的終身事業。我堅信，如果直銷行業真正從注重物本為主轉向注重人本為，2011年直銷行業的業績在去年的基礎上將會有一個大的提高，突破800億的戰略目標將會指日可待！

關鍵詞：經濟方式轉變中國直銷行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