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5年月10月，羅某經羅某某介紹到荊門市加入“天津天獅”傳銷組織。2006年6月羅某升為B級，負責管理荊門傳銷團隊。2007年11月，羅某升為A級，并將團隊遷到枝江市，羅某回成都，安排B級人員袁某管理枝江團隊。姚某、張某經祝某介紹加入枝江團隊，祝某安排已加入唐某為姚某下線，安排張某為自己下線。2008年12月，袁某、祝某升為A級，唐某因業級升為B級，并帶動姚某升為B級，張某因祝某升為B級而被帶動升為B級。羅某將袁某召回成都，祝某離開枝江。枝江團隊由唐某負責管理。2009年2月，經人介紹加入枝江團隊陳某，因該傳銷組織對其成員宣稱做到B級后可以看到產品，有工資，住賓館，有轎車。陳某認為該項宣傳是虛假的，為探真假，便聯合在枝江團隊和其它“天津天獅”傳銷組織同鄉，將同鄉認購“天津天獅”產品積分都計入自己名下，陳某因而升為B級。陳某升為B級后，發現該組織宣傳都是虛假的，該組織無產品，也不存在發工資，發轎車等。遂將所了解情況告之同鄉，其同鄉到公安機關報案而案發。公安部門偵查確認該傳銷組織情況為，該傳銷組織名義上是“天津天獅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傳銷產品為“憶麗詩兒”化妝品，實際上并無產品，傳銷組織發展人頭，每買一套產品交費2800元，該組織人員分為A、B、C、D、E級，A級最高，E級最低，B級人員是團隊負責人員。該組織收的傳銷費用逐級上交到A級，由A級按比例分配。枝江團隊組織傳銷人員100余人，傳銷“產品”700余套，涉案資金200余萬元。同時查明，張某在升為B級后，協助唐某向傳銷人員收取傳銷費，并收繳加入傳銷組織人員身份證及給傳銷人員上課等。姚某按照唐某安排負責唐某、張某、陳某生活。

　　分歧意見

　　對于四個B級人員行為是否均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按犯罪處罰，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四個B級人員行為都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B級人員屬于傳銷活動管理人員，其負責下級人員管理，騙取錢財。符合《刑法修正案（七）》關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

　　第二種觀點認為前三個B級人員行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因第四個B級傳銷人員是因底層人員對傳銷組織活動產生懷疑，自發組織起來將其抬上去的，其被抬上去后發現上當及告之抬其上去的人，從而至案發。其沒有進行管理管理活動，也未獲利。

　　第三種觀點認為后三個B級人員行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因后三個B級傳銷人員，都不是通過招攬、誘騙他人，發展下線，通過層級上去的。而是因別人抬上去的。

　　第四種觀點認為后兩個B級人員行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因后兩個B級傳銷人員，既不是通過招攬、誘騙他人，發展下線，通過層級上去的，其升至B級后未從事管理活動。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條件。

　　評析

　　此案所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是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七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所作規定，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條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傳銷活動罪，是指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行為。該案中,所涉4個B級人員行為是否構成組織、領導傳銷傳銷活動罪,只能根據其行為,按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犯罪構成要件來確定。根據《刑法修正案（七）》規定，其犯罪構成要件為：犯罪主體，本罪的主體是傳銷活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對于組織者、領導者，應結合其在傳銷活動中組織、領導行為加以認定。傳銷活動中的參加者或積極參加者不能成為此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本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過失不構成本罪，并且行為人主觀上有通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非法集資或者其他方面的目的。犯罪客觀方面，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組織、領導傳銷傳銷活動的行為。首先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規定，傳銷活動是指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活動。它通常具有層級性、自我復制性、詐騙性特點。其次，所謂組織，按照現代漢語詞典解釋，是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統性或整體性。結合《刑法修正案例（七）》規定，傳銷活動中的組織應是指通過策劃、指揮、引誘脅迫、調配等行為倡導、發起傳銷活動的行為。由于傳銷活動所具有的自我復制性，此種組織，既可以是處于該系統頂端、對整個傳銷活動進行安排部署，也可以是對自我復制部分進行組織。所謂領導，是在傳銷活動中處統領、支配位的人，表現為管理、控制、協調等。由于傳銷活動層級性，傳銷活動領導既包括了對整個傳銷活動的領導行為，也應包括對傳銷活動中相對一部分的傳銷活動進行領導。犯罪客體，本罪的客體是市場秩序。《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將本罪署于刑法分則第三章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的224條后作為第224條之一。因此，雖然組織、領導者可能通過實施傳銷活動詐騙錢財進而侵犯被害人的財產權，但是顯然《刑法修正案（七）》將本罪的主要客體確定為為市場秩序。

　　本案中，羅某組織發展的以傳銷產品為名，按加入人頭收取入門費，按層級進行管理符合傳銷組織特征。唐某系祝某發展的下線，唐某通過誘騙他人加入傳銷組織，由參加者變為B級管理者，在袁某離開枝江后負責整個團隊管理，實施了安排人員、上課“洗腦”、收取入門費、阻止傳銷人員離開等指揮、管理、協調活動，應為該傳銷團隊領導者，其所實施行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張某系在他人引誘下參加傳銷活動，后因其上線升級而升為B級，但其升為B級后，參與了對傳銷人員的管理工作，實施了收取傳銷人員身份證、入門費，上課“洗腦”等管理活動。成為了該傳銷團隊的管理者，其實施行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姚某因祝某誘騙加入傳銷組織，后因祝某為其安排的下線進至B級而帶其進至B級，姚某在被帶至B級后沒有證據證實其參與了對團隊管理工作，其在團隊中，按照唐某安排打掃衛生、買菜做飯。其雖為B級但并未從事領導、管理管理活動，其行為不能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陳某在他人誘騙下加入傳銷團隊，其后因對傳銷組織產生懷疑，在聯絡同鄉加大累計積分后升為B級，其在升為B級后，發現傳銷組織根本沒有產品，是以騙取入門費為目的組織后，即將了解情況告之同鄉，從而因其同鄉向公安部門報案而案發。陳某行為顯然不具備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條件，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定第四種觀點是正確的。同時，通過對本案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傳銷人員級別不是認定是否構成犯罪與否的根據，只有根據傳銷人員在傳銷活動中所處地位，結合其在傳銷組織發展過程所其作用以及其行為導致后果，按照犯罪構成要件來確認其是否構成犯罪。從而決定是否對其按犯罪處罰。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是為了打擊傳銷活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而在今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刑法修正案（七）》所作規定，由于該修正案只對組織傳銷活動罪作了原則性規定，而對于如何界定組織、領導者，騙取金額多少構成犯罪未作規定，以致在執行中出現就同類案件作出處理結果截然不同，為解決該項問題，只能出臺相應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組織、領導行為特征，確定騙取財物起點標準，以便達到司法統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