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銷回潮，各方擔憂。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傳銷不能斬草除根？道理說來非常簡單，那就是我國正處在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轉變的歷史時期，市場經濟尚未完全發育成熟，身份社會條件下形成的交易規則仍然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

　　身份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交易的形成和發展，依靠的是個人的信用，而不是社會的信用。換句話說，交易之所以能夠產生，不是因為交易雙方信息透明，彼此自覺接受法律的約束，而是雙方彼此信賴，以人格作為交易的擔保。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的無店鋪銷售行為，在我國很快變成了傳銷行為,變成了“拉人頭”。

　　國務院在頒布《禁止傳銷條例》的同時，還制定了《直銷管理條例》，試圖對無店鋪銷售進行規范化管理。但現在看來，由于我國尚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直銷模式缺乏深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土壤，直銷在發展的過程中很容易變成“小圈子”銷售。通過口耳相傳，相互介紹，不斷發掘人脈資源，逐漸形成類似于傳統身份社會條件下的地下組織。

　　隨著互聯網絡時代的到來，傳銷有了新的載體，一些人借助于現代通訊方式，建立龐大的傳銷網絡，并且通過遠程控制，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規模。盡管我國《禁止傳銷條例》賦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查處傳銷行為的執法權，甚至規定農村和城市的社區自治組織，“應當在當地人民政府指導下，協助有關部門查處傳銷行為”。但如果整個社會形態不發生根本變化，傳銷仍然會頑強生存下去。

　　避免無店鋪銷售演變成為傳銷，根本出路在于盡快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多元化，以實質上的經濟主體人格獨立，取代形式上的市場主體人格獨立，讓整個社會的資源真正掌握在市場主體的手中，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F在大多數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人們要想在商業上取得成功，就只能借助于傳統身份社會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拓展自己的業務。

　　傳銷從表面上來看是一種經濟活動，但其中包含著非常復雜的社會關系。一些傳銷組織在發展過程中，不僅強化了傳統身份社會的人身依附關系，而且借鑒現代西方國家的宗教管理體系，制定了一系列清規戒律。這說明傳銷不僅僅具有商品交易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社區服務組織和信用評估組織。所以，各級政府在打擊傳銷行為的過程中，不能只注意其中的經濟因素，而忽視了其中的社會政治、文化、宗教因素，應該采取綜合治理的方式，通過完善社區組織，建立更加完善的信用體系，逐步取代地下傳銷組織。

　　執法機關在取締傳銷活動的過程中，應嚴格依法辦事，充分發揮教育的功能，通過不斷完善社會結構，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徹底鏟除傳銷滋生的社會土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