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先破后立。

    愈演愈烈的“經濟邪教”，缺位多年的直銷法律，促使刑法第七次修改果斷出手，將早已是千夫所指的“傳銷”入刑。

    如果這一法條通過，那就意味著，今后，“組織、領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這一動真格之舉，立時在“業內”引發一陣騷動，因為“罰款事小，判刑事大”；而對于呼吁多年“傳銷入罪”的法律專家來說，更多的感受則是“打蛇打到了七寸上”。

　　形成怪圈：打而不絕

    縱觀有關傳銷的新聞報道，用“浩瀚”來形容也不為過。百度一下，相關新聞的數量是15.5萬篇。其中，不乏令人驚心的大案：

    
轟動全國的瑪雅傳銷案，涉案人員達50萬人；震驚全國的301傳銷大案，傳銷人員涉及18個省市、60多萬人，涉案金額20多億元；而億霖木業傳銷案騙取的資金則達上百億元。

    有業內專家估算，全國約有上千萬人參與了傳銷活動，傳銷吸收了上千億元的民間資金。

    為什么傳銷一邊如同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一邊卻又屢禁不絕？

    “為謀求一夜暴利鋌而走險，這是所有傳銷人員共同的‘心理起點’。”有檢察官分析說，在許多案例中，傳銷組織者慣用“洗腦策略”，在以開礦、辦工廠的名義騙來人后，對這些人實行“封閉式教育”。最后，這些思想被控制的人，甚至會產生“騙我來是為我好”、“騙我來是讓我發大財”的荒唐想法。

    在暴利的驅使下，人性、道德都被拋之腦后，“殺親殺熟”、親友相騙已成為傳銷者慣用的手段。有報道披露，在貴州遵義，一個犯罪嫌疑人發展父親和弟弟為下線，致使其父和弟弟多年的養老積蓄和準備用來蓋新房的數萬元錢血本無歸。

    據了解，目前我國對于傳銷活動的打擊，主要由公安和工商兩個部門負責。兩部門的打擊力度不可謂不嚴厲，打擊頻率也可以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來形容，但卻始終未能跳出“打而不絕”的怪圈。

    “因為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工商部門打擊傳銷的方式，只能是對受騙人員現場教育和驅散，發現一處驅散一處�！痹�有工商執法人員用這樣一席話，道出了執法者的尷尬。

    據工商部門介紹，查證認定困難也是一大“攔路虎”�，F在傳銷組織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借助互聯網、移動通訊網等現代化工具，傳銷資金也全部通過個人銀行賬戶存取，有的傳銷組織將網站總部設在境外，更是增加了執法部門查證認定的難度。

    此外，傳銷人員違法成本十分低廉。要查扣，“拉人頭”傳銷沒有實物；要罰款，普通傳銷者本身就是受騙者，不僅身上沒錢，而且罰多少也沒標準；要拘捕，也是于法無據，只能遣散。

    執法手段的疲軟，直接導致傳銷組織的氣焰越來越囂張。“工商、公安來查不用怕，被叫去還給積分，去得次數越多積分越高。”近日，一傳銷組織的頭目竟公然對下線發出這樣的許諾。

    在一些地方，執法人員在查處傳銷窩點時，還會遭到直接對抗，一些執法人員甚至還被傳銷組織的人跟蹤。

    “一定要加快立法進程，加大處罰力度”，多位全國人大代表連續幾年在“兩會”上呼吁，目前的法律對打擊傳銷活動尚有許多不健全、不完善之處，需要及時加以修改完善。還有人大代表提出，刑法中應增加“傳銷罪”條款，惟有如此，傳銷才能斷根。

　　“布袋罪”：沿用多年

    就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對外公布征求意見的同時，廣西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一起特大傳銷案，21名傳銷頭目和骨干被推上了法庭。

    公訴機關指控，從2006年至2007年底，王燕珍、柯碧芳、唐愛莉等21人在貴港市和南寧市，參與了以“民間資金游戲”、“資金重組、二次分配”模式為名，通過發展人員、形成上下線關系、收取并分配被發展人員所交納費用的形式牟取非法利益的傳銷組織。

    據辦案人員透露，該傳銷組織的模式是，要求下線每人交納人民幣5.08萬元，以申購21份份額來取得自己及發展其他人員加入該傳銷組織的資格。加入到該傳銷組織后，每人可以發展3個直接下線：當積累本人及全部下線份額共計65份時，達到“經理”級別；當積累本人及全部下線份額共計600份時，達到“老總”級別。按照不同級別，可以從每個下線交納的5.08萬元中分得不同的“提成”或“獎金”，直至將該5.08萬元分配完畢。據不完全統計，參與該傳銷活動的有近萬人。

    然而，和之前審理的眾多傳銷大案一樣，公訴機關向法庭提出的對21個傳銷頭目和骨干的定罪建議，依然是“非法經營罪”。

    這一罪名頗遭學界質疑。有刑法學家認為，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是擾亂市場秩序，而且必須有正常的經營活動，真實的商品、標的。而傳銷往往以“拉人頭”、收入門費為主要謀利手段，并沒有正常的市場交易活動。此外，非法經營罪需要計算經營所得，這與傳銷行為的所得是不同的。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持有相同觀點。他認為，非法經營罪是有特定含義的，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皞麂N活動本來就沒有領取營業執照，也不可能獲得行政許可。還有的傳銷活動不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現的，也不是以個體工商戶的形式出現的。傳銷者甚至可以很囂張地對工商部門說，我不是你們工商部門注冊的企業，既然不是企業，我就談不上非法經營�！眲⒖『Ｕf。

    更被業內所詬病的一點是，非法經營罪被稱為“布袋罪”，什么罪都可以往里裝，量刑標準也沒有清晰界定，最多也只是判有期徒刑3年。如此低廉的犯罪成本，其震懾力可想而知。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傳銷案件也有以詐騙罪、集資詐騙罪或其他罪名定罪量刑的。劉俊海認為，這種司法實踐中的“混亂”現象，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不利于維護法治的統一和尊嚴，對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刑事制裁力度也是有限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業內普遍認為，刑法修改單列“傳銷罪”，使得“威懾力和處罰力度空前加大”。直銷專家王萬軍認為，將傳銷行為上升到犯罪，并課以刑罰，不但能使一些組織領導者止步，而且對于公眾也能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傳銷的危害性以及參與的嚴重性，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就會越來越少。

　　“模糊地帶”：界定不明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設“傳銷罪”，無疑是件好事，然而，“模糊地帶”的存在，依舊引得業界議論紛紛。

    首當其沖的一點是，究竟哪些行為屬于傳銷犯罪？

    草案規定：傳銷行為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但目前我國僅在2005年出臺了兩部行政法規———《禁止傳銷條例》和《直銷管理條例》。

    有專家指出，根據立法法的規定，什么行為屬于犯罪要由法律來規定，而草案卻把傳銷行為的界定權賦予了行政法規。

    王萬軍也表示了同樣的質疑：在直銷法缺位的情況下，認定標準本身存在疑問�！岸�且，此次草案中還提到了‘情節特別嚴重’可加重處罰，但如何認定情節特別嚴重？法官在使用自由裁量權的時候就存在盲區。”

    另一個“致命點”是，到底怎樣界定“組織領導”？這也是市場人士尤為關注的一點。

    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禁止傳銷條例》中規定了傳銷的3種表現形式，即俗稱的“拉人頭”、“團隊計酬”和收取入門費的行為�！斑@幾種現象在國內直銷業界并未絕跡，此前，遭查處以后只是罰款了事，現在則可能被判刑�！边@位業內人士認為，這次定罪主要針對的是“傳銷組織領導者”。這意味著，公司老板肯定跑不了，但現在直銷業中職業經理人越來越多，這些人是否也會因為公司存在傳銷問題而被定罪？

    “解決這類問題，一是要由‘兩高’出臺司法解釋，另外公安機關和檢察院應按照過去的傳統，出臺一個傳銷犯罪刑事責任的追訴標準，比如拉多少‘人頭’才構成犯罪�！眲⒖『＝ㄗh說，應當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總結過去執法司法的經驗教訓，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平合理的追訴標準。

    但劉俊海同時指出，目前傳銷犯罪的高發態勢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受害人數較多，所以在制定追訴標準和司法解釋時應當采取必要的高壓態勢。他個人認為，“組織領導者”的界定應當嚴謹周延，不僅包括董事長、總經理、副董事長、副總經理，也包括具有組織、決策、指揮、領導職責或影響力的職業經理人和實際控制人。

    “那些從事直銷的企業應慎獨自律，凡是自己現在的營銷模式同傳銷行為有相似之處的，就應當自覺及時修改、刪除類似做法，改用直銷業應該采取的營銷方式�！眲⒖『Ｕf，“而有關部門在執法司法過程中，一定要善于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特別是把傳銷行為和直銷行為嚴格區別開來，保護合法的直銷行為，堅決打擊違法的傳銷行為。”

    　傳銷“絕跡”：任重道遠

    “徹底打擊傳銷犯罪，還需磨礪法律的‘三顆牙齒’。”劉俊海說，僅僅追究刑事責任是不夠的，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有時候更為重要。

    “比如，作為金字塔塔基的那些受害者，除了可以向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積極踴躍地舉報傳銷行為外，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責任人承擔民事責任�！眲⒖『Ｕf，侵權行為、無效合同、可撤銷合同等，都可以成為受害者向組織領導傳銷行為的主謀追究民事責任的法律理由。

    “而有關執法部門依法對這些傳銷頭目作出的行政處罰，如吊銷營業執照、治安拘留、罰款等，也是懲治傳銷行為的另一個有力手段�！眲⒖『Ｕf。

    接受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根治打擊傳銷行為是一項系統工程，由于一些傳銷行為是跨地域的，在刑事處罰方面還應當建立一個由各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公安機關、司法機關等相關部門構成的信息共享、快捷高效、跨地域聯動的執法司法合作機制，以便更好地打擊傳銷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