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質量的產品傳播中華文化是我們每個人的社會責任

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很多人都知道希望別人如何對待自己，自己就如何對待別人這條“黃金法則”。但是，知道這條黃金法則出自《圣經》的人，就不多了。相反，中國也有一條黃金法則，比《圣經》的這條黃金法則更久遠、更優美，那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被聯合國作為人權的基本標準，不但沒有被傳播到西方和世界大部分地區，而且連我們自己知道的人恐怕也不多。

經濟全球化，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知識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競爭，不同民族、地區或國家的文化，通過高質量的產品傳播，已經成為比原材料、資本、勞動力和匯率更重要的經濟因素，正在影響其他地區、國家的人民在生活方式、生活習慣、邏輯思維、教育、企業管理甚至領導決策方面的改變。如一支牙膏，中國生產的只賣幾塊錢一支，而外國生產的進入中國賣34元一支；一塊香皂，中國生產的賣10元左右，外國生產的賣125元。由于外國的牙膏、香皂傳播了“健康”、“財富”等價值觀，中國人買外國的牙膏、香皂，不僅是買“健康”，而且還可以“通過使用產品賺錢”，這不僅傳播了西方文化的理想信念、精神信仰、價值觀，而且還使牙膏、香皂等商品的價值陡增。因此，利用高質量的產品（包括精神產品和實物產品）傳播文化，已經不是一個或幾個部門的事情，需要中國人全社會共同努力。

用高質量的產品傳播文化，首先必須清除道德上的混亂，充分發揮道德的價值導向和調控作用。

人的活動總是受思想支配的。當一種道德觀念為人們所接受后，必然對其勞動態度、工作效率產生影響，這就間接地影響到社會生產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

經濟關系的變化，必然引起思想道德的變化。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引發了人們道德觀的過渡性迷惘和新舊道德觀的碰撞和沖突。比如我們一方面倡導勤儉持家、勤儉建國，另一方面又以多種“時尚”來誘導人們去消費；家庭中的長者也往往由于自己童年的貧苦生活而對子女一代有一種“補償”的心態，有意無意縱容下一代養成奢侈的生活方式；我們一方面倡導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另一方面家長甚至老師又在用高學歷才能掙高薪誘導子女；婚姻中的“喜新不厭舊”和“妻子與情人并存”現象等等，都是由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引發的道德混淆。

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一方面積極地推動了我們的道德建設，首先是市場經濟等價交換的原則促進了人們平等觀念的形成。人們在經濟、政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過。其次，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促進了人們正確義利觀的形成。人們從不敢言利、輕利轉向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統籌兼顧，達到義利統一。第三，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機制促進了人們競爭觀念的形成。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獲得利潤，必須在信息獲得、技術改造、科學管理上爭高低，在降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去努力，靠各自的實力去競爭。企業的興衰、個人的成敗同競爭場上的勝負結果聯系在一起。面對這種巨大的社會心理沖擊，人們越來越重視時間、知識、才能、效率這些維系事業成敗的因素。第四，市場經濟促進了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和自主意識的形成。人們開始從才能、智慧、貢獻、品德綜合統一的角度來判斷善惡、美丑、功過是非，依此決定褒獎貶懲。

但是，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另一方面也給我們的道德建設帶來了負面的影響。第一是拜金主義思潮異軍突起。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由于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和利益杠桿的作用，強化了人們的功利價值取向，使人們長期被壓抑的求利意識一觸即發。利欲的閘門一旦被打開，而且成為一種時尚，即有可能會使不擇手段與爾虞我詐現象成為牟利的孿生子。特別是由于市場經濟極大地提高了貨幣的地位和作用，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可以兌換到人們養家糊口或過優裕舒適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金錢不僅可以維持和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且還可以擴大和提高個人的知名度及尊嚴。因此，市場經濟的趨利性是誘發拜金主義思潮的沃土和溫床，如果沒有正確的道德價值取向，人們就會被金錢的魔力裹挾進拜金主義泥坑。

第二是價值觀向個人主義傾斜。個人主義是以個人的利益、前途、發展為根本、為中心的一種思想，它以自我利益為核心來判斷一切事物和行為的善惡。一個人無論辦什么事，不是首先想到他人、集體、社會、國家、民族，而是首先想到“我”，一切用“我”的尺度衡量，一切按“我”的意志去行動，一切以自我利益為核心。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由于市場經濟活動突出了個人的力量和作用，這一方面提高了人的自主性和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主張了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思想，于是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宣傳的“個性自私論”、“趨樂避苦”等利己主義思想，便成為某些人為自己的自私行為作論證的依據，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奉為處事之道，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他人”奉為真理。于是出現了向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由于拜金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潮的影響和作用，使集體主義價值導向受到了挑戰，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調控作用也隨之減弱。于是，經濟活動中的坑蒙拐騙，政治領域的貪污受賄、權錢交易，文化教育領域的假文憑、假學歷等現象經常發生。

在文化領域方面，由于我國具有5000多年的封建歷史，封建文化思想和道德意識根深蒂固。又由于改革開放伴隨經濟全球化，涌入了大量的外來不同文化，強烈地沖擊著人們原有的道德體系和道德觀念。一方面中國傳統倫理文化還未及時全面、徹底地清理，批判繼承、去粗取精、綜合創新，古為今用的工作才剛剛起步，優秀的傳統倫理文化與封建糟粕還魚龍混雜，陳腐的道德觀念仍頑固地存在，加上不健全的市場經濟消極誘因，使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有了新的市場。另一方面，在吸收和引進現代西方先進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同時，也伴隨“引進”了大量道德“洋垃圾”，如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和性解放等，伴隨著消費文化、飲食文化、健康文化、美麗文化、財富文化、服飾文化、影視文化的引進而登堂入室。封建糟粕的死灰復燃，外來“洋垃圾”的眼花繚亂，使我國的先進思想、核心價值與倫理道德的傳播遭遇不小的障礙。面對道德觀念的混淆，我們既不能將它看成發展市場經濟必然以犧牲傳統優良道德為代價，任其發展，又不能以此否定經濟體制轉軌。因此，除了加強法律的制裁和調控以外，就必須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一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國家為恥；二是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三是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四是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五是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六是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義忘義為恥；七是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八是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榮辱觀為價值導向，充分發揮道德的調控作用，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傳播先進文化。

用高質量的產品傳播文化，其次必須科學地吸收和揚棄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

當代著名管理大師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演進過程與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仍然保留著那些以生命一體的觀點來了解的、萬事萬物運行的法則，以及對宇宙本原所體悟出的極高明、精微而深廣的古老智慧結晶。在西方文化中，傾向于看見的則是由一件件事件所組成的世界；深信簡單的因果關系，不停地尋找能解釋一切的答案。所以，文化背景不同，認識事物、處理事物的方法也不同。經濟全球化，我們透過很多商品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不僅出口商品，而且通過研發高質量的產品，創造伴隨產品的文化傳播學說一起進入中國。只是在產品開發、設計包裝等方面許多操作和表現形式上，存在文化背景還沒有與我們的文化背景完全相適應而已。這已經到了非常先進的地步。就拿伴隨直銷進入中國的“健康、美麗、財富”觀念來說吧，在直銷中，講影響健康的因素是積極樂觀的心態，充足的睡眠，適當的運動，均衡的營養。萬變不離其宗，最終還是落腳到保健食品、個人護膚品的銷售上。從剛才我們所說的西方“深信簡單的因果關系，不停地尋找能解釋一切的答案”的思維方法來看，這一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從我們“以生命一體的觀念來了解的、萬事萬物運行的法則，以及對宇宙本原所體悟出的極高明、精微而深廣的古老智慧結晶”的思維方法來看，決定一個人的健康，不單是靠“積極樂觀的心態、充足的睡眠、適當的運動、均衡的營養”，還需要“改變精神”。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就提出使他痛心疾首的民族病根，是因為他在幻燈片上看到許多中國人圍著欣賞自己同胞被殺頭的情景，這才終止學醫的。魯迅先生說：“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一位被醫生診斷為只能再活兩年的乳腺癌患者，通過與病魔作頑強斗爭的意志和鍛煉，居然延續了25年的生命仍然健在就是明證。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振興中華文化的重要性，而且也可以看出直銷“簡單、重復、照著做”與我們的理想信念、精神信仰、價值觀的區別。再從直銷“美麗”的觀念來看，直銷中塑造“美麗”的方法強調營養、保養、修養。前面“兩養”一方面強調保健，另一方面強調美容，都是為產品銷售服務的。而修養，也只不過是強調通過參加直銷會議培訓，學習營養保健、化妝美容知識，加強夫妻感情的溝通改變自己而已，雖然是強調“內外兼修”，但是西方直銷的理念并不告訴我們通過“精神上的改變”，做到面目清秀，氣質高貴，發于中而形于外的“美”。那么用中華文化來說，美麗的最高境界，就是通過營養保健、化妝美容的內調外養，輔以知識和文化的積累，做到發于中而形于外的結合，這才是真正的美，非割鼻、隆胸所能比擬的，這是一種“貴氣”。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2003年，英國財政大臣布朗來中國時曾說，英國在繼續進口越來越多的家電、服裝和其它物品的同時，英國可以出口一樣東西來取得平衡，就是出口英語。它的價值在五年內已從65億英鎊增加到1030億英鎊，大約占英國GDP的1%。一種語言形成霸權，就意味著以這類語言為母語的國家和民族，很容易擁有信息霸權和文化霸權，并影響政治話語權。因此，在經濟和文化交流中，我們一定要注意不同地區、民族、國家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價值觀區別。

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陽光包括七種顏色，世界也是異彩紛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人類文化的發展，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先進文化的世界性是指這種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面對世界各個民族的胸襟的境界，民族性是指它具有扎實的優良傳統，表現為本民族的獨特風格。任何文化都是在各自文化的變革繼承中，在與世界文化的接觸與交流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我們學習和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并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全盤吸收，而應該采取科學分析和揚棄的態度。區分先進與落后、科學與腐朽、有益和有害，積極吸收先進的、科學的、有益的東西，堅決抵制落后的、腐朽的、有害的東西。面對對外開放條件下西方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挑戰和影響，我們應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以其博大的胸懷接納外來文化的挑戰，在激烈的文化碰撞與沖突中實現文化的整合與交流，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融進世界文明的大潮，躋身于世界文明的前列。

用高質量的產品傳播文化，繼而必須發揚創新精神，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經濟全球化，文化更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和重要組成部分，是影響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市場經濟中，綜合國力是自然資源、經濟、政治、科技和教育、外交、國民素質及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綜合體。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財富的形式及對別國的影響力、輻射力顯示其綜合國力。而理想信念、精神信仰、價值觀作為文化的核心，在綜合國力中顯得尤其重要。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沖突也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進文化對于調節社會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協調社會運作，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國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如果沒有相應文化環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要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首先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思想根源上尋找差距。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發源地之一，但是十五世紀后中國漸漸落后了。我們貢獻了指南針，但在全球定位系統上沒有什么貢獻；我們發明了火藥，但是在原子能以及原子彈方面，我們貢獻極少；我們發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在計算機的排版系統和激光排版系統上鮮有貢獻。從歷史上來看，西漢時漢文帝、景帝以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統治國家，國力極其興盛。“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即使是今天發達的西方國家也做不到。遺憾的是，到了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以孔孟儒學治國。但儒家的很多代表人物，很少從事生產貿易活動，雖然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金錢如糞土，仁義值千金”等正確的思想論述，但他們以“清高”著稱，視金錢為罪惡。特別是孔子和孟子，一生窮困潦倒，難進仕宦，所傳播的思想是缺乏經濟理論的思想。中庸之道，雖然提倡主觀的、靜止的、孤立的觀念，但是用這樣的思維模式看待客觀運動發展的事物，難免會出現偏差。明朝中后期，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砰然關上，我們的祖先開始躲在自己精心營造的世外桃源里，固步自封。建國后，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生產系統的封閉達到了歷史的高峰，人的創造力受到壓制。從歷史上看，我們不僅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且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失之交臂，令人扼腕長嘆。中國綜合經濟發展水平在這期間降低的根本原因，是包含有生產力論述的中華古文化如道家文化出現了斷層。

其次，中國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文化，并不需要每一個步驟都要重復別人以前所走過的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大的后發優勢。因為我們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真正和市場經濟接軌的，算起來也不過三十年。但世界上的變化，卻在中國社會快速地積累。也就是說，中國完全可以擇優而處，可以把世界50年的事情在二三十年的時間就經歷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要承受變化太快帶來的壓力，也要犧牲一定的局部利益。

第三，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研發高質量的產品，并創造伴隨產品的文化傳播學說。經濟全球化，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面臨跨地區、國際性的競爭。產品的研發，設計包裝等許多方面的操作和表現，都趨向于與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文化背景相適應，這是經濟發展也是市場競爭取勝的根本保障。不管是從國外進來的實物商品，還是圖書、影視等知識商品，都充分說了這一點。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最近曾說，“中國不會成為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哪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權力，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力量的、具有傳播性的學說，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中國出口的不是思想觀念。”我們無意強權，但是中國是一個有5000多年文化史的文明發源地，我們只出口電視機，不能出口電視機播放的內容，不能出口中國的思想觀念，這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不利。任何民族的文化斷裂，必然導致這個民族的衰退。而民族的振興，始于文化的復興。因此，全社會共同努力，振興中華文化，并對世界文化做出較大貢獻，是我們每一位炎黃子孫的社會責任。（重慶法制報社皮發萬  田中旺）

通訊地址：重慶市江北區洋河路2號（陽光城16樓）

聯系電話：13368268563  13101216405  郵    編：40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