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3日臺灣中山大學與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合作，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了第九屆（臺灣中山大學直銷學術研究中心的研討會排序）直銷學術研討會。我記得在去年我到臺灣參加陳得發教授主持的第八屆直銷學術研討會時，陳教授就表達了把研討會開到大陸的愿望。坦率的說，那時我表示極度的懷疑。不是懷疑陳教授的學術誠意，而是懷疑在大陸目前的敏感狀態下，這樣的研討會是否能夠獲得批準。這一年來，陳教授為了這個想法在海峽兩岸奔波，終于在大陸清華大學和同濟大學的共同努力下成為現實。只有局內人才能理解和體會陳教授的辛苦。

    我有幸受邀參加了這次研討會。這一次研討會與我上次在臺灣參加的研討會最大的區別在于，大陸的學者參與的程度有所擴大。在研討會上有多名大陸學者發表論文。在學習各位學者的論文同時，我發現了一個差別，即海峽兩岸學者不同的學術素養。海外的學者包括業者在內認真研究的直銷產業發展的一些規律性的問題，運用的是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和基本函數，而國內的學者則研究政策性的問題，基本依據的是個人的好惡和判斷。

    這種差異是高等教育的差異，是學術研究素養養成的差異，當然也是兩岸目前直銷發展階段的差異。但是我不認為這是一件正常的事。如果就此說這是判斷大陸直銷產業水平的一個標準，我認為不為過。畢竟，對于一個產業的發展來說，學術研究無疑是基礎。政府的政策和法規都需要學術的支援。在一定意義上說，學術研究的水平也是一種產業環境。

    眾所周知，大陸根據加入WTO的協議，即將開放直銷。這成為世界直銷界共同關心的大事。今年9月10日商務部在廈門召開了直銷座談會。從那以后，中國直銷立法的進程加快了。新聞媒介把這類的新聞已經做足了。但我認為，對一個產業立法，決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不僅有賴于政府工作的效率，實際上更有賴于學術界研究的積累。對大陸來說，政府的效率已經很高了，但學術界的支持卻是極其不足的。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大陸的學術研究并沒有為政府的立法提供足夠的理論與政策的基礎。所以，到今年的12月11曰（預定直銷法規的出臺日期）大陸的直銷法規不能頒布的話，我一點都不感到奇怪。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內地目前的直銷學術研究十分可悲。大陸絕非缺少專家。但說起來專家很多，可真正的學者和知名的高等學府根本就不屑于研究直銷，這首先是直銷的學術地位難以確立。目前大陸有關直銷的刊物比臺灣要多得多，出版的關于直銷的圖書也有數十種，然而想在清華大學召開像研討會上那樣的學術成果卻寥若晨星。更可悲的是，有相當一部分自稱是專家的人并不真正深入的研究直銷和直銷立法，而是在借這個題目傳播各類誤導的資訊，或者為某些企業或者為個人謀取各種利益。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奇談怪論與他們的蠱惑不無關系。所以我在想，大陸直銷產業的發展不夠理想，可能與這個產業的學者群有很大關系，如果像陳得發教授這樣的學者多起來，那些謀取功名利祿的學者少了或者不成氣候了，這個產業的發展就有希望了。

    大陸直銷法規影響范疇要遠遠超過臺灣。它涉及的企業和人員都是巨大的。所以，直銷法規出臺晚一些，對各種問題的考慮復雜一些，對這個產業來講是個好事。這也給學術界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時間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讓我們汗顏的是，從業人員這一次還是搶了先。安利公司的資深律師何凱立先生最近在大陸出版了《中國直銷法規的演變》一書，對大陸直銷十余年來直銷管理的相關法規進行了深入的追蹤研究。這雖然是一本很多人讀起來不太習慣的書，因為它太專業，但完全可以成為研究大陸直銷立法的權威參考。

    直銷是一個特殊的產業，這似乎是公認的。但特殊之處究竟在哪里，很多人說不清楚，更不用說普通的民眾。這是對大陸發展直銷產業最大的威脅。試想哪一個政府的部門能夠容忍一個說不清楚的產業無序發展。我想這是擺在大陸學術界面前最緊迫的任務。我希望海峽兩岸的學術界應該攜起手，共同開展一些跨文化的研究，多去探討一些直銷產業發展的規律，多提一些建設性的建議。只有這樣才可能加快直銷法規的誕生。